汲古润今 传承创新

中华书局办公楼。 　　中华书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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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不断增多且管理日益完善，年轻一辈学人逐渐成长，数字化技术应用速度加快，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让传统经典里的经验和其秉承的价值为当代社会所接受，需要进行阐释转化，搭建经典通往受众的桥梁。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从创建之初通过书刊出版开启民智，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担当起专业整理出版古籍的使命；从历经20年、汇聚全国上百位顶尖文史专家之力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述录先人开拓、启迪来者奋斗的《复兴文库》大型历史文献丛书……中华书局走过的110年历程里，回响着时代进步的脉动，刻印着文化发展的足迹。

　　汲古润今，传承创新。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书局再出发的时代课题。如何通过古籍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与普及传播，更好地助益学术、服务社会？如何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转化发展，更好地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周绚隆。

　　加强深度整理，做高质量、高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华书局作为我国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出版重镇，10年来见证哪些变化，取得哪些成果？

　　周绚隆：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不断增多且管理日益完善，年轻一辈学人逐渐成长，数字化技术应用速度加快，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古籍整理出版数量稳步提升，不仅是国家级项目，像《浙江文丛》《江苏文库》《巴蜀全书》等地方文献整理出版也不断涌现，不仅是经史子集中的文史哲门类，科技、医药、农业等领域的古籍整理出版也逐渐增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书局10年来发挥古籍整理出版优势，推出一批优秀之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五礼通考》《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等多种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备受瞩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启动以来，已经出版了《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等11种51册，此外还有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以及《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等。

　　现阶段的古籍整理出版，质量是重中之重。只有秉持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做高质量、高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推出更多古籍整理精品，才能体现我们这一代学人和出版人为传统文献提供的“附加值”，体现新时代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达到的新水平、新高度。

　　记者：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具体指导中，哪些是您感受比较深的？

　　周绚隆：两办《意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围绕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对新时代古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新要求，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很强的指导性。

　　针对古籍整理出版，我体会比较深的是要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型古籍进行整理，避免低水平重复，同时要加强对基础古籍的深度整理出版。出版的目的是传播，一份文献该不该整理，要不要出版，首先得看它有没有传播价值。有些可能只有文物价值，对它们主要是做好保护。有些有文献价值，但关注的人极少，对这类文献可以考虑只做数字化处理。对于有传播价值的古代文献，也要根据其内容来判定出版方式，需求量小的可以影印，需求量大的就应该整理出版。支持资金要向这些深度整理的项目倾斜，培养踏实学风，鼓励精耕细作，推动古籍整理向深度发展。

　　记者：古籍整理出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尤其需要持续接力、久久为功，人才队伍建设因而受到关注。

　　周绚隆：古籍整理出版质量既取决于整理者，也依靠专业编辑，需要将学术力量与出版力量有机整合。1958年，国家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是小组办事机构。1959年，为解决古籍整理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古籍小组与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协商，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在多方努力下，同年9月，古典文献专业开始招生。1964年夏，首批古典文献专业学生毕业，仅1964—1966年三届毕业生中就有30余人到中华书局工作，成长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生力军。我们当前也需要探索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让人才队伍与国家大力发展古籍事业的部署要求相称。

　　强化古籍人才队伍建设，还需要健全评价机制，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评价办法。一段时间里，因为对古籍整体成果评价存在偏颇，造成一些有能力的人不愿意花精力去做古籍整理，高校、科研机构往往“重理论轻文献”，出版领域也存在古籍编辑人才断档现象。还记得1997年我博士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带我的老前辈说：“咱们这一行是‘出力长力’。”实践中的锻炼和培养，对古籍整理出版人才队伍建设至关重要。

　　让古籍整理成果惠及万千读者，让传统文化生动活在当下

　　记者：怎样看待当前如火如荼的古籍数字化建设？

　　周绚隆：数字化是近10年古籍工作的重要发展趋势。2016年搭建的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已经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10万部（件）。中华书局也已开发出“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华善本古籍数据库”“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等多个专业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经过多期建设，涵括了中华书局在内的20多家出版社的出版资源，有5000余种整理本古籍，总字数已经达到20亿字。数字化的过程中还研发出古籍文字识别、自动标点等专利技术，建立起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的综合平台“籍合网”。

　　记者：从长远来看，古籍数字化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周绚隆：出版数字化是大势所趋，应该鼓励，与此同时，也要重视著作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古籍数据库建设不能只靠国家经费扶持，而是要探索有效的商业模式，在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对已有古籍内容资源进行整合开发，通过提供便捷、可信、多元的数据服务，实现更大社会价值。

　　记者：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数字化是一种方式，大众传播也是一种方式。让古籍经典以接地气的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中华书局有怎样的探索？

　　周绚隆：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典文本的普及与多层次开发，二是做好传统经典的阐释转化。过去，大家对古籍图书的印象通常是繁体直排、全式标点、厚重难读，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这些年，中华书局推出“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系列丛书，通过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全本全注全译的方式，解决古籍阅读体验的问题。

　　让传统经典里的经验和其秉承的价值为当代社会所接受，需要进行阐释转化，搭建经典通往受众的桥梁。这个桥梁是靠产品开拓出来的，产品布局一定要将根扎到当代生活里，建立起与大众的必要联系，多提供对当代人精神世界建构、价值观培养、审美素养提升有关联或有帮助的产品。

　　记者：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大众文化领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年来蔚为大观，这些实践带给传统文化类图书出版怎样的启发？

　　周绚隆：首先，重要的是怎么去看待传统文化。不能仅仅从专业角度、从传统文化内部来看传统文化，而是应该从传统文化中跳出来，带着当代立场与当代视角去看。传统文化并非与我们隔着千山万水，它就是我们当代文化的有机构成。

　　其次，要去研究当代读者的心理。今天的年轻人是平视世界的一代，是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但他们愿意去亲近、体验传统，带着开放的心态拥抱传统。面对这样的读者，文化出版界要关注、研究，用好作品去满足和引导他们。

　　在理解了传统文化、研究了当代读者之后，要做的就是创造。不是生搬硬套地把传统复制到当代生活，而是要回到历史现场，进行准确的提炼、转换，再结合当代生活巧妙地予以移植、嫁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力量，以及活泼泼的生存智慧和审美追求，需要我们不断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做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对古籍整理出版来说任重道远。

　　制图：赵偲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