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他们的古代,一般人,尤其文人,是不喝我们现在这种白酒,也称为“臭酒”的。“臭酒”是两次以上蒸馏,消耗粮食的量很大,多是河工,也就是黄河防洪的服徭役者喝,或苦力喝,再有就是土匪,一是抵寒,二是消乏,三是壮胆。
李白若喝臭酒,什么诗也做不出来,只有昏醉。
——阿城
《跟着感觉走?》(节选)
文/阿城
大概十年前了吧,流行过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不过,好像跟着感觉走了一阵子,又不跟着了,可能还是跟着钱走来得实在吧。这倒让我想起历来的读书人,好像只谈感觉的问题,而不太谈吃饭的问题。
谈,例如古人,也只是说“穷困潦倒”,穷困到什么地步?不知道。怎样一种潦倒?也不清楚。正史读到“荒年”、“大饥”,则知道一般百姓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这很明确,真是个活不下去的地步。
鲁迅写过一个孔乙己,底层读书人,怎样一种潦倒,算是让我们读来活生生的如同见到。还有《浮生六记》的夫妇俩,也很具体,当然历代不少笔记中也有小片段,遗憾在只是片段。
我在贵阳的时候,见到过一本很有趣的书,讲若上京赶考,则自贵阳出发时雇驴走多少钱,雇马走多少钱。第一天走到什么地方要停下来住店,多少钱,一路上的吃喝用度,都有所需银两细目。直到北京卢沟桥,当晚可住什么店,多少钱,第二天何时起身入城,在京城里可住哪些店或会馆在哪里,各多少钱,清清楚楚,体贴爽利。最有意思的是,说过娘子关时可住的一个店中有一位张寡妇,仅此一句,别无啰嗦。
我手上有一本四十年前陈存仁先生在香港写的《银元时代生活史》,常常闲来无事前后翻翻。陈存仁先生原是上海的一个医生,后来到香港还是行医,行医之余,写一些银元时代的生活的连载短文,慢慢集成一本书。书中对清末到抗战爆发这一段生活,记载甚详,包括一屉小笼包多少钱,什么地方的一席宴多少钱,什么菜。他编过一部有名的药典,抄写工多少钱,印刷多少钱。
他因行医的关系,与民国元老吴稚晖有交往,也被章太炎收为关门弟子。这些交往,陈先生写来细节饱满,人情流动,天生无文艺腔。有个事情如果不是陈先生全过程的叙述,我们会以为怎么可能发生?原来民国初建时的一大摊革命事务里,有一项是立法废除中医中药,陈先生张罗着到南京请愿,才将中医中药保留下来。
《银元时代生活史》,陈存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我也是不长进,过于庸俗吧,很感兴趣这些细节。三十年前我去乡下插队,首先碰到的就是一日三餐的问题。初时还算有知青专款拨下去,可度得一时,后来问题就大了,不由得想到念书时灌到脑子里的古代诗人的三餐。
李白千古风流,可是他的基本生活是怎样的,看诗是知不道的。他二十五岁开始漫游,除了一年多在长安供奉翰林,一日三餐不成问题,其余,直到去世的三十五年中,都在漫游,每天具体的三顿饭,不必三顿,哪怕一天一顿好了,都是怎么解决的?诗中他常喝酒,酒虽然会醉人,但还是有营养的。有酒,起码就有一些下酒菜,可以抵挡一天没有问题。而且,古代的酒类是果酒,类似现在的“绍兴加饭”或“女儿红”,或者米酒,类似日本的SAKE,即清酒,可以喝得多而慢醉,只要不吐,就可以吸收成为热量。
李白他们的古代,一般人,尤其文人,是不喝我们现在这种白酒,也称为“臭酒”的。“臭酒”是两次以上蒸馏,消耗粮食的量很大,多是河工,也就是黄河防洪的服徭役者喝,或苦力喝,再有就是土匪,一是抵寒,二是消乏,三是壮胆。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喝臭酒,是清末至民初军阀时期兴起来的,说实在,酒品很低,虽然广告做得铺天盖地。
李白若喝臭酒,什么诗也做不出来,只有昏醉。张旭的酒后狂草,也是低度果酒的成果。武松喝的那过不了岗的三碗,是米酒类,稍烈一点,但危险一来,要能做汗出了,才好打虎。
洋人的情况差不多。所谓酒神精神,是饮果酒,也就是葡萄酒后的精神。伏特加算最烈的了,离二锅头还差着一截,我去俄国、丹麦、瑞典,见他们常喝。寒带人多数人有忧郁症,这与阳光少有关,尤其长达半年的白夜,真是会令人忧郁至极,酒可以麻醉忧郁。到他们的地区,看他们的画,读他们的诗、小说,听他们的音乐,都是符合的,不符合的,反而是异国色彩。
我的一些朋友,有忧郁症的,模仿起寒带艺术来真的是像,说模仿不对,是投契。没有忧郁症的,就是模仿了,东西总是有点做作。前些年美术圈兴过一阵“魏斯”风,几年下来,我们看在眼里,心下明白谁是投契,谁是投机。
魏斯,是有忧郁的,忧郁得很老实,并老老实实地画自己的忧郁。美国有不少患忧郁症的人,极端的会自杀。医生有时不给他们开药,只是说,到热带去度个假吧。忧郁是因为起神经传导作用的去甲肾上腺素降低,吃些三环类的药就好了,只不过药效过后容易再犯,变成对药物产生依赖,于是容易更忧郁,所以还是度假的好。从报导上看,写《哥德巴赫猜想》的诗人徐迟的自杀,应该是患有严重的忧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