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实社安徽金寨：两块钢洋

中实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 特约记者郭永昌 王现方）一九三五年八月间，我们红二十八军八十师二二四团活动在皖西舒城以西的大别山区。团长是梁从学同志，我在他身边当警卫员。

一天我们在离大里河镇十五里的陈武道山上同几倍于我的敌人展开了一场遭遇战。在撤退中，我的头部和右小腿都负了伤。软骨被打碎，不能行走，倒在地上。当时战斗异常激烈，战友只好把我暂时放在旁边的一片树林里，等待便衣队接回医治。

我在树林里待了三天，靠爬动找些野菜、草根充饥。但一直没有等到便衣队的同志。第三天我就悄悄地爬上山顶，发现背坡凹处有三间草房，像是个独户人家。我观察了半天也没什么动静，决心到那里看看。当时我穿的又是便衣，较为便当。为了对付门口的狗，我就在衣袋里装了几块石头。鸡叫两遍，我就爬到了那家门口，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谁呀?干什么?是一个老汉的声音。

“过路的，想找点水喝。”

不一会，走出来一个老汉，中等偏矮个子，身体清瘦，眼睛大而有神，看上去五十多岁，脸上堆满了皱纹。他略带疑惑不安地看着我，一瞧见伤腿就有些惊恐起来。我赶忙解释说：“是被国民党拉夫（国民党军队拉壮丁）拉到这，我想跑，他们就把我的腿打断了。”老大爷半信半疑，端给我一大碗稀粥，问我：“你伤成这个样子，打算怎么办呀?”我说:“走不动了，想在这里待上几天!”。他听了顿时紧张起来了，叹了口气还是摇摇头说:“不行啊!这里保甲长管得可严着哪!” 我有些失望，也有些惭愧。国民党几次搜山，老百姓吃的苦还算少吗?群众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我又没讲出真话来。心里一冲动，我真想说出我是红军的话，可又想到眼前的斗争环境这么残酷，就更应当为群众想一想了，所以又忍住了。老大爷好像看出了点什么，就说:“这样吧，叫我儿子把你背到柴堆子里去。”同时，送给我一件旧衣服。

柴堆子就是一大堆烧柴，有房子那么高，离他冢有半里路远。我钻到草洞里，到天黑后，他的老伴给我送来一罐子稀粥，就这样一连过了三天。第四天，老大爷忽然对我说:“你年纪轻轻的，伤成这个样子，怪可怜的，待在这个地方也不是个办法，你能逃到家就赶紧逃吧!万一……”我见他的目光很忧郁，心神不宁，为我捏着一把汗。 我估计敌人又要来搜山了，就对他说:“老大爷，我也想赶快逃回家去。可这腿不能走啊! 您能想办法救我一救更好，如果没办法那我就.....”我心急鼻酸，话也说不下去了。老大爷听出了我意思，低头不语，来回踱着步子，连声叹气。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我也不好再难为他了，就提出来能不能给我找两个拐棍，架起身子，好用另一条腿走路。于是他连夜给我做了一副拐架子，我拿到手一看，既结实又轻便，大爷真是一手好木匠活。

第二天吃过饭，我柱着拐棍就要走。他又叫住了我，叫我把伤腿吊在腰上，这样方便走路。临别前又送我一只碗、一双筷子、一件旧衣服和一个旧草帽。我恋恋不舍地向老人家告别。我走了约一个月，来到了敌我交界地区的一个小村庄。从乡亲们那里得知，便衣队时常在夜间来这一带活动，我就去村口岔路上等，第四天半夜才找到了便衣队的同志们。由于部队连续作战，药品奇缺，便衣队就把我和另一个伤员暂时安置在一条荒芜人烟的深山沟中，用树枝和草给我们搭了个简陋的窝棚，这就成了我们的“医院”。这里既没医生，也无药品，只有便衣队经常来给我们送些粮食和食盐，依靠我们自已挖些野菜度日。

有一天便衣队的同志给我带来了团长的问候，还郑重地转给我两块钢洋。我望看床前的这两块钢洋，直愣神。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多少同志为筹款牺牲了生命，多少乡亲们为支持对敌斗争忍饥挨饿……这钱我可不能乱花呀!

当时，我的伤口已经化脓，腿已肿成小树墩那样粗。按道理也该买些药品治疗一下伤口，买点食品滋补一下身体，买几包香烟感谢一下常来常往的便衣队同志。而不远处的店铺就有治疗外伤用的药水，便衣队同志们最爱抽的哈施门牌香烟和我从小就爱吃的五香鸡蛋、五香瓜子。

虽说可以心安理得的把这两块光洋花掉，可我总觉得，还有更需要用钱的地方，特别是那位老大爷的身影总浮现在我的眼前，占据了我的心，挥之不去。想来想去，我还是打算送给那位老大爷，以表我的一片心意。主意拿定，我就

把两块钢洋缝在衣角里，每天睡前都摸一摸，生怕它丢了。

为了早日养好伤参加战斗。我就用剪刀剪开伤口，咬着牙把脓血和碎骨粒一点点挤出来，然后用盐水清洗一下。每次都痛的眼冒金花，几乎昏死过去。几个月后，我就基本痊愈归队了，总想去看望老大爷，可是战斗任务不能允许。但是，这件心事像在我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似的，越来越心切，有时做梦都梦见老大爷。后来部队打了许多胜仗，花钱的场合也多起来了，可我一直没动过花掉钢洋的念头。就是牙刷坏了，需要换新的，我也舍不得，自己用猪鬃做了一把，两块钢洋始终挤在衣角里。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已经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了，梁团长任纵队长，我当了通信排长。有一天我们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又来到了陈武道山麓。我的思念之情再也憋不住了，一口气跑到了纵队长那里去请假。纵队长问我:“你准备拿什么东西去感谢?”我回答说:“三年前给我的那两块钢洋。”他眼里闪过一阵赞许的目光，当即准了我的假，并叫供给处批给了我五斤猪肉和一床缴获的被面。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兴冲冲地上路了。秋风轻拂，花草飘散着淡淡的清香。路旁一草一木我都感到格外亲切可爱。爬了五六里的上坡路，终于来到了老人的家，走到老人的茅草屋前，轻轻地敲了敲门。

“谁呀?”门内传来老人熟悉的声音。

“我是新四军！”

走出门外的正是我日夜思念着的老大爷，古铜色的脸有些憔悴，目光却还是那么精神。他粗略地打量了我一眼，就口口声声地叫起老总来。（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新四军和图国民党军队服装一致）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觉得有些奇怪，连忙解释说:“大爷。我真是新四军啊！” 他还是不信。我上前一把拉住他说:“大爷。您再仔细看看我，不认识我了吗?”他眼眉一挑，唤起了沉睡的记忆，吱唔着:“是你...…？

可又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你不记得三年前，有个腿上受伤小伙子来您这？您还给他做了副拐棍? ......”说着我就卷起裤脚，指着右腿上的伤疤给大爷看。

“嘿!真的是你!”老大爷将我一把搂在怀里，泪如泉涌:“孩子，你可活着回来了。真盼你们呐！”

吃完饭后，他带我去看过去藏身的柴堆子，并对我说:“你走了以后，有天晚上有人来找过一个腿受伤的伤员。我也弄不清是哪边的人，就应付过去了。......”说不完的知心话，我们一直说了4个多小时。临走时，我撕开衣角，掏出首长当年送给我的那两决钢洋和带来的礼物递绐了王大爷。王大爷说什么也不收。我告诉他:“这是组织上让我来报答您老人家的，钢洋我已经存了三年多了，说什么您也得收下。” 老人捧着两块钢洋，热泪滚滚，激动万分地紧紧拉着我的手，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最后，又叫他的儿子一直把我送到部队。

分别后，我常想，这两块钢洋，终于使我长久的心愿得以夙偿。可是，我又常反问自己，对于这么好的人民群众，是能用两块钢洋所能感激得了的吗?我想真正的感激在于时时刻刻想着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应该像春蚕一样，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吐尽最后一根丝。

注：

1.2020年4月21日，老红军李世斌女儿李红专程来金寨助力扶贫献爱心，后至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查阅李红于2015年捐献给我们李世斌老首长的文物资料，任少松在档案袋中发现了老首长的遗作。

2.这篇文章是李世斌老首长于1997年6月26日为南京某工商所讲授革命光荣传统和战斗故事的文稿，任少松和孙亮只作了非常微小的语句连接词的增删，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老首长的行文风格，也得到了李红女士的同意认可。后来据李红女士介绍，此文稿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由老首长部队的宣传干事整理过一次。以后其他媒体刊登、转载、引用此文稿，须征询李红女士同意方可。

   3.李世斌，男，1914年11月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龙潭村，1932年8月任安徽金寨县红军游击队勤务员，1934年任鄂豫皖红28军82师通讯排副班长，1937年11月入党，1939年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通讯排排长，1941年任华东抗大五分校警卫连政治指导员，1949年任皖北滁县军分区定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1950年任闽北建瓯航空站政委兼办公室主任，1982年提升为正师职待遇。离休后为副军职待遇。

李世斌红军时期参加了保卫鄂豫皖边区战争，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抗击日寇，埋葬蒋家王朝的战役战斗上百次。

李世斌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