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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历史
中国实事求是新闻社历史专刊《首席记者侯震斌 王红卫》1月25日金寨报道安徽省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革命战争年代，该县先后有10万英雄儿女参军征战，绝大多数血洒疆场、为国捐躯。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 有11000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全国烈士总数的五十分之一。有59位同志被授予开国将军军衔，是全国第二将军县。
这些将军不仅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汗马功劳、建立不朽功勋，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是初心不改、继续前行，严格要求自己、始终艰苦奋斗，为祖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民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身体力行教育和影响子孙后代，使其“永远听党话、始终跟党走”，建立了极好的家风、家训、家规，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感人肺腑的家风故事。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12日在全国第一届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力推进全社会广泛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着力营造良好的家风好、民风淳、社风清的氛围和环境，笔者特意搜集、精选了6篇《金寨藉老将军、老红军的家风故事》，供大家学习参考、传承借鉴。
六星上将勤俭度日 革命家庭永保本色 --金寨藉开国上将洪学智的家风故事
2016年11月18日，“六星上将”洪学智的长子、吉林省原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洪虎一行回到了家乡----安徽省金寨县。19日上午，本人有幸陪同洪省长再次参观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洪学智将军纪念馆，听说了一些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洪学智的一生淡泊名利、立党为公，清正廉洁、生活简朴，情系故土、爱洒乡亲，使我们深受教育、深受启迪。这里展览的每一件文物，都彰显着将军的勤俭本色、传承着将军的优良传统。这是将军留给我们的一笔难得的珍贵资源和精神财富。
1955年，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后，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国两授上将者，独其一人。 洪学智将军，革命生涯几十年，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他的生活始终都很简朴，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一床毛巾被“盖”了三代人
1949年10月14日，洪学智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解放了广州。洪学智用自己的津贴在广州购买了一床毛巾被。洪学智带着这床毛巾被跨过了鸭绿江、战斗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参加了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学习，这床毛巾被还陪伴洪学智度过了初任总后勤部部长和下放吉林担任农机厅厅长那些难忘的岁月。“文革”中，他又把这床毛巾被送给了大儿子洪虎夫妇，后来又传给孙子、孙女。九十年代，洪学智的夫人张文从洪虎家把这床毛巾被取回、保管起来。一床普通的毛巾被用了60多年，“盖”了3代人。。。。。。可见，洪学智将军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朴素！
（二）一床鸭绒被伴随十多年
1948年1月，时任六纵司令员的洪学智率部解放了辽阳，战场上，他缴获了国民党军官的一床鸭绒被。当时，鸭绒被的被套已经破损，平津战役结束后，将军夫人张文花了20多元钱在东安市场买了一床新被套。就这样，这床鸭绒被伴随着洪学智度过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湘赣战役和广东战役，直至抗美援朝，前后用了十多年。
（三）一床皮褥子成为“传家宝”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邓华、洪学智的指挥下，共4个军、3个炮兵师按西线、中线、东线3个方向秘密渡过鸭绿江，向预定作战区域开进。进入朝鲜前夕，洪学智在丹东购买了一床狗獾皮褥子，以抵御朝鲜冬天的寒冷。回国后，洪学智将军一直将它保管着。九十年代，孙女手术后需要卧床休息，洪学智就叫张文把狗獾皮褥子送过去、铺到孙女床上，让她使用。孙女病愈后，他就把这床皮褥子收藏起来、留存至今。
（四）一只柳条箱用了十七年
1959年，洪学智担任总后勤部部长时，张文在北京西单商场购买了一个柳条箱子。后来，这个箱子伴随着洪学智将军在吉林工作了17年，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
（五）两双皮鞋穿了三十载
洪学智在家里只穿布鞋，不穿皮鞋。为了方便参加公务活动，他就把两双皮鞋（一双黑色、一双棕色）放在小车里。遇有重要活动，他就在车里换上皮鞋，公务活动一结束，他又换上布鞋。就这样，自1977从吉林回到北京工作开始，一直到与世长辞，他只穿了两双皮鞋。
（六）没钱给儿子送结婚礼
1946年四平保卫战胜利后，时任西满三师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的洪学智风尘仆仆地从四平到了辽吉省委和辽吉军区所在地白城子。他刚进省委大院，西满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也从齐齐哈尔赶到，见到洪学智就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在四平牵制蒋介石的10个师达1个月之久，为我们在后方建立根据地、改造旧政权争取了时间。现在黑河形势非常紧急，东北局决定，让你马上到黑河去剿匪，你马上就得走”。站在一旁的辽吉省委书记陶铸笑着说：“他才从前线下来，至少让他休息一晚上再走，你看他疲劳得很，况且我们也得表示表示呀！”陶铸这么一说，黄克诚也笑了、点了点头。晚上陶铸让炊事员杀了一只鸡慰劳大家。吃过饭后，陶铸将洪学智叫到一边，拿出一条毛毯，语重心长地说：“ 你经常在前方打仗，东北的冬季特别冷，这条毛毯你留着用吧。”洪学智从陶铸手中接过毛毯，战友的亲切关怀温暖着他的心，在白城子仅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去北安了。
战争年代的条件十分艰苦，这条毛毯在当时是异常珍贵的，洪学智将军与张文同志始终把它带在身边，但是却始终舍不得使用。
什么东西都舍得送人或丢弃，只有这条饱藏着亲密战友的关爱和情意的毛毯始终伴随洪学智将军，从东北的黑河到南方的广东、直到全国解放，随后，又带到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68年，大儿子洪虎要结婚了，两位老人实在是拿不出像样的礼物，选来选去，他们就将这条珍贵的毛毯做为结婚礼物送给洪虎。此后，这条毛毯又在洪虎爱人徐晓峰的精心保管下留传下来。这条浓缩着战友情、夫妻情、父子情的珍贵文物，现在已被四平战役纪念馆收藏。
（七） 党和人民的“红管家”
洪学智先后两次担任总后勤部部长，而且都是国家处于经济十分困难时期。洪学智在初任总后部长的6年中，在国家大力压缩经费支出的情况下，省吃俭用、节约了25亿元经费上缴国家财政。洪学智再任总后部长时，为支援国家经济改革，压缩军费开支，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6.2%减少到7.4%。对此，他果断地提出了：“钱少要把事情办好，人少要把事情做好”的工作要求，领导全军后勤系统进行了十项改革，保证了军队建设的需要。虽然，他掌握着国家和军队的财务大权，但是，他
从不利用权力为自己及家人谋取私利。他生活俭朴，清正廉洁，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被广大指战员誉为党和人民的“红管家”。
（八）对秘书和家人有8条“铁令”
在洪学智身边工作了21年的秘书、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邢奇宝说：首长对秘书和家人有8条“铁令”：1、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2、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请吃请喝；3、部队和下级送的礼一律不收；4、下部队吃饭必须交钱，账不结清不走；5、下部队就餐严格执行“四菜一汤”标准；6、就餐摆酒一律不喝；7、饭桌上不许有剩饭；8、出差不允许子女搭车。
晚年的洪学智依然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在菜园里翻地种菜、亲自下厨房炒菜、浇花，在家中锻炼身体。
洪学智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顾全大局，淡泊名利，任劳任怨；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系百姓；始终保持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生活俭朴，清正廉洁，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和人民公仆的典范。
第二篇：“三让”显高风亮节“两好”传万世英名--金寨藉开国中将徐立清的家风故事
徐立清（1910-1983），原名徐映清，安徽金寨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徐立清，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〇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第三十二师经理处书记，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第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援西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组教科科长，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兵团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徐立清的一生，淡泊名利、顾全大局，他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的高风亮节，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钦敬，被人们誉为“三让将军”、“人生楷模”，毛主席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一) 主动让级别
徐立清将军 1929 年8月参加红军，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功勋卓著、进步很快，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八路军129 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1兵团政委、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等要职。
1950 年9月，为统一全军干部管理，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当时，毛主席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将，“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总干部部成立后，由罗荣桓兼任部长。罗荣桓认为，“徐立清同志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思考领会得深刻，他在干部工作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做法。”“徐立清同志心胸开阔，待人厚道，善于团结人，联系群众。”在副部长分工时，徐立清主管任免、组织调配工作。
1952 年，全军干部定级，徐立清主持这项工作。早在建国前，徐立清已担任大兵团政委，按规定应是正兵团级。当时，有关部门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正兵团级”，他看到后将“正兵团级”改为“副兵团级”，并专门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这是徐立清的“第一让”——“让级”。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副部长赖传珠都认为徐立清应定为正兵团级，同时，也深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学习的榜样”。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坚决不同意他定为副兵团级。 因此，在定级的审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二) 坚持让军衔
1955 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他始终牢记毛主席提出的“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 1000 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秘书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他还在伏案工作。
至于徐立清本人，按照军委规定的条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名单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后，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既有关切又有批评：“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 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之后，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并列举了种种理由：一是可以减少原红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毛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同志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为此，徐立清和夫人党秀玉商量了让衔这件事，夫人很支持：“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你要中将我支持你。”
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希望由大将降为上将。毛主席看到后，赞扬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就连夜给过去的搭档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了自己要求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对徐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信的大意是：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第二天，这封信就到了罗荣桓手里，他拿着信和赖传珠、宋任穷两位副部长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徐立清建国初期就任大兵团政委，又时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之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军委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总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指示应授徐立清上将军衔。一天，彭德怀还特地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谈了情况后，恳请彭德怀支持，彭德怀说：“立清，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后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副主席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毛主席连连点头，接着说：“不简单呢，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经过反复思考，徐立清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再次阐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很快，事情反映至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谈话中，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周总理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总理的工作。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总理同意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并感慨地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总理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之后，周恩来特地把摄影记者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1955 年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评衔，共评出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后来又补授王建安、李聚奎两位)、中将175人，主动让衔的徐立清排在中将之首，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仪式结束后，许光达大将专门找到徐立清，满怀深情地 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盛大晚宴，周恩来在晚宴上发表了祝酒词，身着将帅服的元帅、将军们兴高采烈，端着酒杯互致问候。刘少奇委员长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 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委员长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那两颗金豆的含金量可不一般啊。”
后来，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徐立清时，一连用了两个好字：“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三) 再三让职位
在主持定级、评衔工作的同时，徐立清还积极参与领导从全军调选了近 3 万名军事、政治、后勤和各类技术干部，逐步建立健全和加强了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方勤务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此外，他还参与调配了近 20 万名干部组建了海军、空军、防空兵、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军兵种领导机关以及民航局、气象局、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步兵走向诸兵种合成的军队，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变。
1950年10月，徐立清刚到军委总部工作时，刚满40岁，身材匀称，头发浓密乌黑。但是，在我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刚刚45岁的徐立清累倒了，心脏病复发，身体明显消瘦，头发也花白了，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这一病就是五年。
因此，从 1955 年下半年开始，徐立清不得不住院治疗，并主动要求总干部部的任免工作由宋任穷副部长兼管。罗荣桓部长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曾谈到徐立清的工作态度。毛主席说：评衔工作很辛苦，管评衔工作的同志更辛苦。徐立清我是了解的，工作勤奋，没有名利思想，他的作风很值得同志们去学习。
1955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连文件都不能看了，只能靠秘书给他读文件的要点。这时，徐立清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赖传珠副部长诚恳地说：“请转告罗荣桓部长，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短时间内不能工作，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当罗荣桓部长专程到医院看望他时，徐立清再次当面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罗荣桓对他说：现在安心养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过多考虑。此后，在医院的病榻上，徐立清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进行了研究。经研究，军委领导一致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等病好了再继续工作，最后结论是：“放放再说。”
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直接给彭德怀、罗荣桓元帅写信，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地方，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几天后，罗荣桓部长正式通知徐立清：你提出退出现役的请求，军委和总部没有采纳，等病好了继续履行总干部部副部长职责。徐立清请求“让位”的事虽然没有被批准，却反映出他对党的事业、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荐贤让贤的宽阔胸怀。
1960 年12月，徐立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仍旧参与主持全军干部的铨选工作。
由于徐立清曾“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所以军内外都尊敬地称他“三让将军”。
1983 年1月6日，时任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的徐立清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徐立清逝世后，有1800 余位高级干部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驻北京部队代表前往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许多高级将领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友痛哭失声。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小平最先来到灵柩前，向徐立清同志遗体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他握着徐立清夫人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
第三篇：拒绝特殊和享受 保持平民之本色--金寨藉开国少将王远芬的家风故事
人物简介：王远芬，1907年出生在金寨县斑竹园镇的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参加当地农民协会和赤卫队。1929年5月参加立夏节起义，后被编入红32师学兵团。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多次负伤，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几十年来，王远芬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身处贫穷闭塞的边远山区、还是住在繁华热闹的城市，无论是当战士、基层干部还是身任高级指挥员、共和国将军，他都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平民本色。
一、 饥饿面前，将军与战士同甘共苦
1941年至1943年，日军疯狂“扫荡”太行山区，实施“铁壁合围”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太行军民进入非常艰苦的斗争时期。尤其是太行军区一分区北控正太路、东临平汉路、南逼邯长公路及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日伪军不惜一切代价加紧进攻和掠夺，一分区的斗争形势更显更为激烈和艰苦。
时任太行军区一分区参谋长的王远芬和一般干部战士一样，每天顶多只能配给半斤小米，掺上野菜作两顿，半干半稀的吃个半饱。他向大家发出号召：“我们一定要学习和发扬工农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去夺取胜利。”他与士兵同甘共苦，经常到山上挖野菜充饥。冬天挖不到野菜，就带领机关人员到几十里外的山村买玉米核，回来碾碎充饥，结果吃得人人肚子发胀，解不下大便。尽管这样，当他得知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时，他立即带头节省口粮救济灾民，还带领干部战士帮助群众灭蝗、抗旱、翻地、种庄稼，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渡过难关，他和全分区官兵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加紧开展大生产运动。王远芬带头上山开荒、种粮种菜，迅速缓解粮菜困难。到1943年，一分区的干部战士，每人都完成了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的自给任务，从而战胜了敌人封锁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
二、小事面前，将军也要公私分明
王远芬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小事，也要公私分明、毫不含糊。
1955年底，王远芬由安阳军分区司令员调到河南省军区任参谋长，搬家时警卫员误将军分区的一只绿色搪瓷脸盆带到了郑州。一次，他的两个女儿用那脸盆洗脸时被他撞见了。他叫过警卫员，询问原因。警卫员吞吞吐吐说带错了。他听后非常生气，执意叫他捎带回去。警卫员见他的两个女儿正用着那只脸盆，便轻声嘀咕：“一点小事，算了。”王远芬却毫不含糊地说：“小事也应分得清，绝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
后来，他还追问那位警卫员送去没有，当警卫员汇报已妥善归还后，他才放心。
三、险情面前，将军与群众奋战一线
1959年黄河出现特大洪峰，河南郑州段险情迭出，形势异常严峻。时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远芬因从小有病无钱治、战争年代又多次负伤，积劳成疾，身体状况很不好，住进了医院。当他得知广大指战员和群众都奋战在抗洪第一线时，他连忙提前出院，赶赴黄河岸边指挥抗洪抢险，直累得哮喘病复发。大家都劝他回家休息，他坚决地说：“水情就是敌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你们放心，我能挺得住！”他像战争年代一样，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有我无敌”的大无畏精神，连续多个日日夜夜都奋战在黄河岸边，硬是坚持同广大群众一道战胜了洪峰。
四、 人生面前，将军始终保持平民本
王远芬虽然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但丝毫没有官架子，始终将自己放在与人民群众同等的位置待人处事。他不管到哪里，总是和群众打成一片，融入到群众中去，嘘寒问暖，拉呱谈心，情同手足。大人小孩都喜欢围着他拉家常，听故事，把他当作贴心人。
王远芬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生活非常简朴。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牺牲了，革命胜利后也有许多功臣放弃城市生活、回家种田去了。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生活，好好工作，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因此，他总是勤奋、忘我地工作着。只要一有空，他就带领全家人和警卫员在房前屋后种植瓜菜或干杂活。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缝补多次的旧衣裳，从不奢侈浪费。他总是要求儿女把掉在桌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珍惜每一粒粮食。
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可以经常看到在河南省军区大院里，一位衣着朴素的长者在种菜、栽苗、除杂草……不知内情的人以为他是一位辛勤的老园工，可他却是一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将军。
1962年12月，王远芬病逝于郑州，年仅55岁。虽然他英年早逝，但人们永远怀念这位始终保持布衣本色的将军。
第四篇：勤俭节约过日子 艰苦朴素度人生--金寨藉开国少将詹大南的家风故事
人物简介：詹大南，1914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5军团保卫局科员，第28军直属队特派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11月随红25军开始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劳山、直罗镇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们在詹大南之女詹化文的引导下，
终于见到了长年在此休养治病的詹老将军。在此，我们同詹大南之女詹化文、长子詹化武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将军的长征岁月谈到辉煌业绩，从人生历程谈到精神品质……姐弟俩比较祥地向我们介绍了老将军的有关情况，并向我们展示了记录将军人生风采的几十张珍贵照片。 这番交谈，使我们知道，老将军不仅作战英勇、带兵严格，战功显赫、功勋卓著，而且从不居功自傲、贪图享受，过日子、精打细算，度人生、艰苦朴素，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很多人都说，走进詹大南将军的家，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非常俭朴，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一台电视机还是十几年前那种旧式的18英寸彩电；家具没有一件是新的，用的是几十年前部队配发的营具；将军穿的军用皮鞋鞋面裂痕都数不清；用的几只大木箱，仍是解放初期添置的，一只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纸板箱里，装满一枚枚金光闪闪的军功章和一本本记载着赫赫战功的荣誉证。
将军的一生，就是这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下面，笔者再给大家讲几个感人至深、令人深思的故事。
一、“小气”得舍不得修房 -----“我的房子好得很，补补就行，不一定要修”
还是在詹大南将军工作期间，有一天，下班回家，刚进院门，他就看到一个战士带领着几个工人在他家忙内忙外，有的修补墙面、有的检查水管……
将军轻轻地拍拍那个战士的肩膀，问道：“小鬼，你们在我家‘搞破坏’呀!”
大家看到是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立即放下手中的活，立正回答：“首长好！我们在按计划给您家维修房子。”
老将军的脸一下子严肃起来，说：“我的房子好得很，补补就行，不一定要修，要修就一定不能超支、更不能豪华，能用则用、尽量节省。”
他放下手中的黄布包，便到屋内屋外检查起来。盥洗间的水盆裂了两条缝，工人师傅正准备更换新的。他一下子按住工人师傅的手，说：“水盆就不要换了，有裂缝，可以用脸盆接水，既可以发挥脸盆的作用，又便于水的二次利用。”
当他看到工人师傅正在更换浴缸，一下子生气了，大声叫道：“好好的浴缸动它干啥？简直胡闹！”
实际上，老将军用的浴缸是20年前的老式浴缸，缸沿很高，组织上考虑到老将军战争中腿部受过伤，行动不方便，想给他换个矮点的浴缸。
詹大南说：“不用，只要做个木台阶就可以。以后腿脚不灵便，再换个两级木台阶，慢慢往上跨，你们不用担心。”
浴缸十分陈旧，釉层早已磨去，表面也是密密麻麻、凹凸不平，白缸成了灰缸。大女儿詹化文拿来“清瓷净”，与公务员一起用清洁球进行清洗，费了很大力气，擦了一个多小时才擦白。他欣赏地说：“这不是很好吗？”
二、“小气”得舍不得用煤 ----“组织上越是关心，我们就越要自觉，不能给组织增加负担”
冬天的南京，气温虽然不像北方那样低，但是湿度大，同样特别寒冷。还是在很久以前，老将军家的取暖用的是锅炉，燃煤是免费供应的。但是，为了节省用煤，每到冬天，詹大南将军就将室内温度控制在12－13℃，并且亲自规定和检查公务员给锅炉添煤、封火的时间。家人劝他把锅炉烧得时间长一点、让室温升高一点，他总是这样问：“那么多没有暖气的家庭怎么过冬呀？”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炳德知道这一情况后，特意找到他说：“老首长，你家里取暖用煤是充分保证的，暖气烧热一点，不容易生病，对身体有利啊！”
詹大南说：“这样很好了，我不觉得冷，冷了有部队发的棉衣、棉被，穿厚一点就行了，你们就不用操心。”
回到家后，他对子女们说：“军区对我们历来照顾得很好。陈司令连我家用煤的问题都想到了。组织上越是关心，我们就越要自觉，不能给组织增加负担。”
子女们说：“就你省这么点煤，能起什么作用？”
他严肃地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个人的作用的确很小，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每年就会节省很多。”
为了减少用煤，他还经常动员家人和公勤人员上山捡枯树枝，有时还亲自干。他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
三、大方得捐款建校 ----“共产党人就是为人民做事的，不图名不图利”
詹大南将军对自己要求很严、十分节俭，尽可能地为军区节省开支，舍不得花钱。按规定，他每年可享受到外地疗养一次。但是，每次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说：“南京很好，出去又要花公家的钱，还要麻烦组织，我就不出去了。”多年来，他从未到外地观光和避暑过。可是，为了贫困孩子能够上学，他却什么都舍得。
1983年，詹大南从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有时间回到久别的老家看看。他不动声色地回到故乡----金寨县槐树湾乡，走村串户，与老百姓拉家常。他看到家乡仍然很贫困，一些孩子因家里贫困不能上学，心中很不是滋味，暗暗下决心要帮助孩子们。
一回到南京，他便向老伴提了个想法：全家人一起为金寨县捐款10万元、建一所希望小学。老伴李凡对他的想法很赞同，子女们也都表示支持。
但这10万元，对于一个靠拿工资生活的家庭来说，谈何容易!詹大南将军的老伴患有帕金森病，生活不能自理，常年雇请着一位保姆；大儿子在一所地方院校工作，孩子也成年了，三口人仍然挤在一套小房子里，正在想办法筹款参加集资建房。其他子女们也都是工薪阶层，家里的孩子有的正值读书年龄，经济上也不宽裕。但是，他们认为爸爸妈妈为了人民革命了一辈子，现在晚年了，提出这个想法，再有困难，也要帮助他们实现心愿，为人民再作点贡献。
老将军夫妇拿出积攒几十年的42000元，子女们每家你一万他五千，捐了56000元，他的侄女一家也捐了2000元，总算凑齐了10万元。
希望小学建成了，金寨县委、县政府拟将这所希望小学命名为“詹大南小学”，老将军坚决不同意。县里又将校名改为“将军小学”，詹大南还是不同意。他说：“不行，不行，共产党人就是为人民做事的，不图名不图利，希望小学就是希望小学，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并且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金寨县杨桥希望小学。
此外，他还在金寨一中设立了奖学金，在自己战斗过地方资助了50多名失学儿童，尽力为希望工程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一位受助的学生在给老将军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爷爷、奶奶，1996年，当我和小伙伴们因家庭困难即将离开学校时，是你们给我送来了学费和书本，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感动得掉了眼泪。你们给了我希望！……”
一位受助孩子的父亲在给老将军的信说：“您老平日十分俭朴，还想着我们老区人民，我们一定教育孩子好好学习，不辜负您老人家的厚望！,告诉您老人家一件好事，继你们的捐款后，又有两家单位给我们捐款了。”
第五篇：情系大别山 愿做平凡人--毛主席的炊事员李开文的家风故事
人物简介：李开文，安徽省金寨县人，1927年参加农民起义，1932年参加红军，长征中任担架队长、炊事班长。1937年被选调到中央任炊事班长、特灶班长，在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了11年。
共和国诞生前夕，从中央机关文化学校归来的李开文，被领导找去谈话：“组织上准备安排你到天津糖厂当副厂长，有何意见？”“我想回老家。”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那甘甜的未来。
就这样，他回到了生她养他的土地——革命老区金寨县，到响山乡当了一个粮仓主任。在这平凡的岗位上，他又干出了一番不平凡的事业，被评为红管家、劳动模范。
1956年，赴北京参加全国粮食战线英模大会，是李老后半生的又一个辉煌点。在大会主席台上，毛主席见到了李开文：“啊！老班长回来了。”一边拉住他的手，一边伸出大拇指说：“真了不起，你回去又得了一个劳动模范。”
毛主席的炊事员----李开文，安徽省金寨县槐树湾乡人，1897年出生，1929年“六霍起义”后就参加革命当红军。由于他年龄比较大，文化程度很低，开始就在红73师219团担架队当班长，后来又当炊事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征战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李开文的革命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忠诚，为人忠厚老实，做得一手好饭，工作非常认真。长征途中，在红30军后勤部当炊事员的李开文在雪山草地寒冷潮湿的情况下，用身体把湿草焐干，保证及时引火做饭。他不怕苦、不怕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一致好评。
1936年10月，当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李开文就从红四方面军调入中央红军。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随后被派往延安,直接分配到党中央机关，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炊事班班长,接着便调任中央特灶班当班长,天天同毛主席等领导人生活在一起，给毛主席当了11年的炊事员。
1949年，他跟随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一同进入北京城。进城后，就被组织上安排到中央机关干部文化学校学习。
一、不去天津回家乡
1949年7月,李开文从干部学校毕业了,他高高兴兴地回到中央群工部,要求给自己分配工作。
群工部部长李维汉和李开文是老熟人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李开文同志,组织上考虑你过去吃了太多的苦,现在就给你安排一个‘甜’的工作。决定派你去天津,当糖厂副厂长。”
李开文一听,吓了一跳，忙问：“天津糖厂的干部群众很多吧？”李维汉说:“不会少于一千人吧!”
李开文直摇手:“不行,不行！这么多人,够得上一个团的编制了。这么大个厂啊，我哪有本事管好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呀！不行，不行！”
他接着要求：“李部长,我不想去天津,也当不了那个副厂长,你还是让我回大别山老家吧!”
“回老家?”李维汉有些意外。
李开文没有拐弯抹角,直率地说:“解放大军打到江南了,我的家乡早解放了,我要回去工作;再说,老婆儿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李维汉沉吟了一下,劝道:“老李啊,你如果不想去天津,留在北京工作也行啊。”
李开文坚持说:“我还是要回去找她们吧。十七年前,我硬着心肠丢开了她们,现在仗打完了、天下太平了,我得回去偿还这些年欠她们的债呀。”
李开文说的是一直萦绕在心的一件事。那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部队转移刚好路过家门口。此时，妻子马上要临产了，她站在自己家门口，在转移的队伍中寻找李开文的身影。他在家旁边站立了一下，没有惊动她，毅然地跟着部队走了。他非常想见家人，非常想见老婆孩子，但又怕一进屋、心一软，走不了。
李维汉知道李开文为人老实,不讲假话,但脾气倔。既然他决心已下,自己也不便再劝,就安排工作人员把李开文的组织关系先转到华东军区,再请他们把他的档案转到安徽。
离开北京之前,李开文很想见主席一面。他想，这一回家乡,就隔上了千山万水,今后不一定有机会能再见主席了。听说主席住在香山,就一路问过去,在双清别墅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关切地问李开文:“听说你不去天津糖厂？”
李开文说:“天津糖厂的糖甜,也没有家乡的水甜啊。”
毛主席一听,笑了:“你这是要‘叶落归根’啊!”
李开文说:“我识字不多,不是一块当厂长的料子,没有那么大能耐。回到家乡后,找个自己能够干得了的工作,好好干!”
毛主席高兴地说:“回去就回去吧,你要经常写信来。到哪里都要记住,你是从中央出去的。”
二、不当县长当站长
李开文的组织关系从华东军区,转到了安徽,安徽有关部门把他介绍到六安地委组织部。
地委领导试探着问:“李开文同志,您想从事什么样工作呀?”
李开文说:“服从分配,干什么工作都行。”
“那您就回金寨县去当个副县长，怎么样呀？”
李开文一听,又是吃惊不小。心想：叫我去天津糖厂当副厂长,我已经感到一千多人太多,现在让我回家乡当副县长,一个县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我哪有这个本事去领导呀?
他又是把手像蒲扇般地摇,说:“不行，不行,这当官的事我干不了……”
地委领导见李开文态度坚决,不像开玩笑,十分为难,说道:“您先在地区住下来,再想想,考虑一下,过两天我们再落实这件事?”
李开文说:“我就不在这里住了,先回老家看看。”
经过两天的颠簸，第三天天亮时,他回到家乡槐树湾乡板棚村。从弟弟李开香口中得知,他离开大别山的那一年,国民党军队进了村,烧了他家房子。他妻子张氏为了逃命,连夜带着儿子李锦旭,抱着才出生不久的一对双胞胎,东躲西藏,不敢回村。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天也出奇得冷,张氏躲在一个山洞里,因为没有东西吃,挤不出一滴奶,可怜的一对双胞胎眼睁睁地饿死了。
后来，他妻子整整等了他十年,最后以为李开文不在人世了,她才死了心、改了嫁。
李开文决定哪儿也不去，就在家乡附近的响山寺粮站工作。最后,县委也不得不依了他。李开文接受了金寨县委给他的“响山寺粮站站长”的头衔。
响山寺粮站是一个中心粮站,下面还管着古碑、双河、南溪和帽顶山四个粮库,方园上百里的地盘。为管理好这些粮库,通往这些粮库的山间小道,每一块石头差不多都被他踩过。
他一点也不像一个站长。一次，他踏着积雪走进古碑粮库时,他的脚步很轻,直到守库的年轻人感觉到冰冷的屋子里有了暖气,才吃惊地发现李开文已经把炭火盆烧着了。并且,已经把他的裤子架在火盆上烤热了。
见年轻人醒来了,李开文慈祥地说道:“小同志,棉裤暖和了,起来吧,快到上班时间了。”
他更像粮站的一个长工。别人不愿钻进去的、黑漆漆的仓板底下,他钻进去了,把所有的鼠洞一个一个地堵起来；别人不愿爬上的高高的屋顶,他爬上去了,将黄鼠狼开的“天窗”一块一块地补好；别人想不到的一些小事,他也会当成大事来办。
粮库最大的消耗品就是扫帚。为了减少开支，他扛着扁担、带上柴刀,自己上山砍原材料做扫帚。没出几天,响山寺粮站的大院里便冒出了一座芭茅花的小山,站长室变成了扫帚加工厂。
大家觉得难以理解，响山寺粮站再缺钱也不在乎一点买扫把的钱吧,为啥还要这样抠门，这样的找累?
李开文的理由是:街上卖的扫把也是用手做出来的，咱自己有也有一双手，干嘛啥都用钱买呢?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毛主席告诉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长出这双手就是为了劳动的。他从来都是穿自己编织的草鞋,吃自己种的蔬菜,用自己编扎的扫帚扫地,用自己磨出的柴刀砍柴……
三、“荣归京城”见主席
1956年年底,全国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云集京城，李开文当选上全国粮食系统的劳动模范,并登上大会的主席台。毛主席得知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李开文，现在又成了全国劳模,并来到北京,非常高兴，亲自请李开文到自己家里吃饭。
12月的北京,冰天雪地,出现在毛主席面前的李开文，一身单薄的黑色小棉袄,一双破旧得快看得见脚趾头的黑布鞋。主席见他穿得太少，就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和一双毛皮鞋。
李开文穿着毛主席送给他的皮大衣和毛皮鞋回到响山寺。一到家,好多乡亲都拥上来,听说他不仅见到了毛主席,还到了毛主席家里作客。身上的皮衣、脚上的皮鞋,都是毛主席送的,一个个羡慕死了,都说他太有福气!
后来,县里举办“建国十周年成就展”时,想要他的大衣和皮鞋,他很高兴地交了上去。展览馆留下了那件皮大衣，毛皮鞋还给了李开文。李开文十分珍惜那双皮鞋,舍不得穿,当宝贝似的收在柜子里,想主席了,就把它拿出来摸摸、瞅瞅。1960年冬天,大雪封门,村里的刘老汉来看他,他见走路本来就不方便的刘老汉脚上只穿一双烂布鞋,脚脖子已经冻得发紫,李开文就从柜子里取出那双毛皮鞋,让他穿走了。
李开文1992年，李开文同志离开了人间，就安葬在响山寺的后山上。他的高贵品格和动人故事教育和感动着许许多多的人。
第六篇：废寝忘食抓工作 倾心竭力干革命--金寨藉老红军梅少卿的家风故事
人物简介：梅少卿1909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汪岗乡梅家老湾，4岁时随爷爷逃荒迁往金寨县沙河乡香铺村。1929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20岁的梅少卿毅然参加红军。1932年春任商南县区共青团书记、巡视员、儿童团少先队大队长兼指导员、代理少共县委书记、赤南县委组织部部长。后任赤南县五营七连指导员兼五乡苏维埃主席。因掩护群众转移时负伤，未能随红25军长征。后在红28军82师手枪队任指导员。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梅少卿先后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组织股长。1943年任凤怀总队政治处主任。1945年任新四军区师13团政治处主任。抗日战争中，任特务连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团政委兼党委书记。后因身体七处受伤，组织照顾他转到后勤工作。全国解放后，组织上要他到疗养院休养，直到1951年才到华东军区后勤干校任政委。1954年任沈阳军区防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任该防空军干部部部长。1957年任广州空军任干部部部长。1963年离职休养。
1983年1月18日，无情的病魔夺去了梅少卿的生命。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梅少卿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屡建战功，先后七次负伤，一个耳朵失去听觉、一只眼睛神经性失明，属二等甲级残废。解放后，他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工作，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培养革命下一代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珍惜分分秒秒，废寝忘食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梅少卿为了部队建设，简直像一个“工作狂”。1957年，梅少卿同志由沈阳军区防空干部部部长调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当时部队进行组织体制改革，防空军各自原有的行政干部部、政治干部部等四个部门并为一个干部部。部队扩大了，干部增多了，工作范围更广了，大家面临着艰巨复杂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工作千头万绪,梅少卿把考核、熟悉干部作为自己的第一位工作。下部队期间，他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开会、看材料、与干部谈心，中午从不休息。他废寝忘食地工作，连跟随他下部队的年轻干部都感到受不了，可他却是一个负伤带病之人啊！1958年元月，他因工作过度劳累病倒了，但仍然默默地坚持上班，直到身体虚弱得连走路都感到困难了，他才被迫地住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仍然记挂着工作，每天照样批阅文件，把一些住院的干部请到病房来开座谈会，和干部个别谈话，抓紧一切时机了解干部。出院后，病尚未痊愈，他又赶赴北京参加安排部署干部上山下乡的工作会议。同志们看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日渐消瘦了，劝他要爱护身体，注意休息。可是他总是回答说：“在战争年代，我的眼睛负伤致残，趁现在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得抓紧干几年，等看不见时，想干也干不成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梅少卿就跑遍了华南三省十多个航空兵、高射炮兵和雷达、探照灯部队，对师以上班子逐个进行考核，对绝大多数团以上干部都进行了个别谈话。经过紧张的工作，他摸清了广州空军所属师、团领导班子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掌握了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为正确选拔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创造了条件。
二、增强服务意识，约法三章严作风
梅少卿认为，干部部门是党委的办事机关，是党的干部路线的具体贯彻执行者，因此，应该努力把干部部办成“干部之家”。而要做到这点，干部工作者要切实增强全心全意为广大干部服务的意识，成为干部的知心人、贴心人。为此，他对部属制定约法三章：第一，要坚决贯彻党的德才兼优的干部工作路线，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在空军与防空军两个兵种刚刚合并的情况下，特别强调要搞好内外团结，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不搞亲疏厚薄；第二，要树立起立党为公、为政清廉思想作风，坚决克服那种认为做干部工作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吃请、不受礼、不看人办事；第三，要尊重、关心、体贴干部，对过往和上访的干部，要热情接待，态度要和霭可亲，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坚决摒弃干部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梅少卿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沈阳空军调到广州空军工作，按理说自己是干部部长，他爱人又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加上他身体不好，随同调动安排个好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当干部部主动提出为他爱人联系安排工作时，他却说：“现在地方安排工作比较困难，许多部队、机关的干部家属工作安排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如果利用职权先把自己爱人的工作安排得好好的，别人会怎么想呢？”就这样，他不让组织出面替他爱人安排工作，自己生活坚持自理，吃饭到食堂打买，发什么穿什么，供应什么用什么，自己经常打草鞋，床上用的仍然是在部队时用的黄色的粗布被子。直到半年以后，他的爱人才通过地方系统联系，调到广州工作。
梅少卿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办公室上班，直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家休息，节假日也是一样，同志们都说：“办公室就是梅部长的家。”
三、放弃特殊照顾，与民同甘共苦
梅少卿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从不要特殊照顾。大家感动地说：“梅部长不但不搞特权，而且连应该享受的权利都不用。”他在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时，到广州和广州附近的部队检查、了解工作，坚持不是紧急情况不用小车，能步行不坐公共汽车，从不坐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一次，他到一个团去检查工作，离团部驻地有三十五里路程，助理员安排乘坐汽车去，他说：“就不要用车了，这里距离团部近，我们走去。”说完，便带领助理员出发了。三十多里路程，他拖着伤残的身体走了5个多小时，到团部时已经是下午，错过了部队吃饭时间。团政委问：“首长，您吃饭了没有？”“我们带点干粮在路上吃过了，赶紧召集大家开会！”梅少卿回答道。他为了不给下级增加麻烦，明明没吃饭却说吃过了。
梅少卿是老红军，又是乙等甲级残废军人，身患多种疾病。可是，生活上他从不要求特殊照顾，发给他的残废军人证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四人帮”横行时期，市场供应紧张，秩序也不好，他和大家一样艰难地排长队买菜。1981年，广州军区又向部队的老红军、老干部发了一种红色的“优待证”。“优待证”规定：持有此证的，可以免费进入公园，可以优先在影剧院购票；在市场买鱼、买肉可以不用排队……他的“优待证”却一直沉睡在抽屉里。逢年过节地方又向老红军、老干部增发鱼、肉、蛋等票证，他总是把这些票证夹在“优待证”里，从不用它。有时自己跑了几个市场也没买上菜，但是，他宁可空手回家，也不愿享用“优待证”上规定的照顾。
四、永保优良传统，爱撒革命传人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梅少卿同志就把自己的心血花在青少年的教育上，担任四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从工资中拿出大部分资助学生。他到学校参加各种活动，总是先声明，一不要接送，二不要吃请，时刻保持着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有一次，他应邀到广州市郊建筑工程学校作报告，学校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大门口迎候多时，也不见他的车子来，后来才发现他是步行到学校的，早已进入会场了。大家问他：“梅部长，你是老领导，配有专门车子，身体又不好，怎么不乘小车来？”他爽朗地回答：“我是来讲党的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现在我还走得动，不用坐车！”
1983年1月18日，梅少卿因病逝世。在清理他的遗物时，亲人们发现他的钱包里只有十四元钱，个人存款总额只有一百六十元，还有四封给少先队员的信，遗物中找不到一件贵重的物品，唯一一件像样的、的卡上衣只是在参加重要会议时才穿一次。梅少卿走后，他的亲属遵照遗嘱，将一百六十元钱分成四份，连同他写好的四封情意深长的信，分别交给了四所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