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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历史
实事求是新闻社安徽电《记者侯震斌 胡遵远》历史专稿9月9日金寨报道，余鸿兴，男,安徽金寨汤家汇人，1902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农会、赤卫队并担任赤卫队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部任事务长兼“没收委员会”主任，后编入红四方面军，其间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11月随部队开始长征，其间，三过草地，参加了多次战斗，且多次负伤，1935年在西康战役中负伤致残，为二等乙级残废；1945至1949年先后在河北省西支大队供给处、冀南军区四军分区供给处任处长；1949年至1954年先后在河南军区后勤部供给处、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车管处任处长；1954年（大约）在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工建处任处长，以后一直担在广州军区后勤部车管处任处长。1955年积劳成疾、离休到合肥市老年军官休养队修养；
一、苦难的童年
他们家祖祖辈辈都给地主打长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爷爷和奶奶给地主当牛做马，从未吃过一顿饱饭,一年忙到头、也无法维持家中的生活。为了活命,奶奶去地主家帮工,爸爸从小就干起成人的体力活,每天拾柴烧饭,还要带弟弟。在一个冬天里，因为抱不动弟弟，而使弟弟掉进了火塘，就这样，叔叔被活活地烧死……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逢年过节,是那些有钱人的欢乐之日、穷苦人的“鬼门关”。爸爸十四岁那年，腊月三十的晚上，可恶的地主到家来逼债。他们穷得饭都没得吃，哪里有钱还债呢？狼心狗肺的地主便凶狠地要抱走他们家中唯一的一条破棉被。如果没有了这条破棉被，全家人就可能冻死在那大年三十的晚上。于是，爸爸气冲冲地对地主说：“不许你们抱走这条被子，债我正月十五前还清！”这样，破被子才勉强保住。为了还清地主的“阎王债”，奶奶和爸爸大年初一就带上糠粑粑上山给地主背木头，冒寒风、踏冰雪，全家人累死累活地干着活……苦难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爸爸实在忍受不了地主的剥削，便拿起棍子闯进地主家要和他们拼命。但是，寡不敌众，地主的狗腿子上来一大帮，抓住了他。父亲被他们绑到余家祠堂里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养好伤之后，爸爸逃到外地寻找活路。他一步一步地、艰难地逃到江西，为了挣口饭吃，不得不到烧木炭的窑上请求大老板留下他。可恨的大老板见爸爸太小、却不愿意收留他，工人们看见爸爸年幼可怜，就帮爸爸在老板面前说了许多好话。由于工人们的苦苦求情，老板才勉强收下了爸爸。背柴烧窑本来都是成年人干的力气活，为了烧好一窑炭，工人们不知要流多少汗。那时爸爸才十五岁，而且没有衣服穿。为了报答工人叔叔对他的关怀，大家干完活休息时，爸爸就给大家端洗脸水、洗脚水，因而大家都很喜欢他。春节到了，工人们只领到一点点可怜的工资，爸爸分文没有，这是因为爸爸刚来，大老板规定不给工资的。工人们看不下去，宁肯自己少要一点、也要给爸爸一点。爸爸看着领到的一点点钱，心存感激地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只有天下穷人才是心连心啊！
爸爸烧窑挣的几个钱实在难以糊口，他又到了庐山去当挑夫、轿夫。庐山山高路陡，空手上山也感到非常吃力。那些来庐山避暑、游山玩水的地主、资本家、外国洋人就雇穷人们给他抬轿子、搬东西。爸爸抬着他们一步步上庐山，慢一点就要挨打……爸爸就是这样忍气吞声过牛马不如的生活。
二、光辉的革命历程 余开安的父母
1927年1月，父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麻埠正式成立。爸爸就在红25军军部工作，担任事务长兼“没收委员会”主任。为了更好地做好党交给他的工作，他还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党和红军制定的政策条例，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深入群众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部队的有效供应。
1934年6月，爸爸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934年11月，父亲随部队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父亲不仅担任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还担任红军的机要员，担着沉重的文件箱走过了漫无人烟的茫茫草原。由于过度操劳和恶劣环境的影响，有一次，父亲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从那以后，父亲经常咳血吐血，过草地时，父亲患了伤寒病。病魔在折磨他，他在和疾病、和恶劣环境做不屈的斗争。草地漫无边际，没有吃的，父亲他们就吃草根、啃树皮，勒紧裤腰带和敌人进行作战，最终，胜利地走过了草地，迎来了“三军过后尽开颜”。
父亲参加过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在战斗中，他曾多次负伤，特别是在1935年的西康战役中，他右肩负重伤，愈后成了残废，整个右胳膊（包括手指）的运动都受到严重的障碍，当时伤口溃烂，生蛆流血达一年之久，医务人员说要锯掉胳臂，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可是父亲坚持不锯胳臂，他说：“没有胳臂，我怎么继续战斗、继续工作？”这样才保住了一只残废的右臂，直至父亲去世，身上都还留有弹头和弹片。
父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八年未盖过被子、未穿过鞋子的经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爸爸担任供给股长，千方百计地依靠群众，解决了部队生活供应问题。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他从不占公家一粒粮、一分钱。大扫荡中，他依靠群众，进行“坚壁清野”保证了部队的供应。日本鬼子和天灾使人民的生活异常艰苦，父亲遵照党的指示，把粮食借给群众，以解急需。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就连部队分配自己的每日一斤的口粮也要分一部分给群众吃。
余开安介绍说：“1954年，父亲在冀南军区供给处担任处长期间，经组织介绍，与我母亲徐昆相识、结婚，当时我母亲是冀南军区政治部教员。”
1950年至1951年，父亲调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车管处处长，全国解放了，解放军进入了大城市，父亲的地位、环境、条件变了，可父亲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作风没有变。他始终牢记毛主席“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教导。父亲在武汉工作期间，经常要从武昌到汉口去开会，组织上考虑到他年纪大、又有病，决定给他派车，可是父亲每次都悄悄走掉。1954年，父亲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工建处处长，以以后一直担任广州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
父亲的革命历程，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缩影，他和他的战友们，用他们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
余开安的全家福
三、不变的本色、永存的精神
在休养中，他仍然保持老红军战士的光荣传统，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不计较个人私利，从不向组织提过高的物质要求和生活照顾。
在休养中，为了不给组织增加负担，同时也为了培养子女的劳动观念，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们做农活，种麦、种黄豆蚕豆、种各种蔬菜、养鸡养猪，每年收获季节，他总是嘱咐家人分送给左右邻居，从不自己独自享用，在劳动中，我们尝到了快乐！在收获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着“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喜悦！
在“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父亲说，任何时候都需要文化知识，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记得那时候，每个星期家里都要开一次家庭会，我们每人都要发言，总结一周以来的劳动、学习的收获和不足。我在家里排行老小，最不喜欢算术，最怕游泳，爸爸经常逼我学习珠算、学算术，还叫哥哥姐姐们教我学游泳。虽然我的数学不怎么样，游泳也只是一般般，但是爸爸的学习精神传给了我、影响了我。由于爸爸的影响，我努力学习，考上了电视大学，选择了档案管理专业，我仿佛看见父亲当年所过的路——机要管理，那蹒跚的脚步,那担着机密文件箱行走在杳无人烟草地上的高大身影……我常常在心里默默念叨：“父亲，女儿一定踏着您的足迹，继续前进！”。三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我利用所学的知识、努力工作，时刻牢记爸爸的嘱托，发扬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保持光荣的革命传统，将父辈未尽的事业进行到底！为此，我也曾经多次受到单位及国家档案局的表彰，这些，都是父亲严格要求、言传身教的结果。
父亲也很乐观，平易近人。“文革”期间，闹武斗，子弹在院子上空飞来飞去，他仍然带着全家坐在庭院里给我们讲故事、唱红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年夏季的一各晚上，妈妈唱《九一八》后，爸爸为我们唱了那首诞生在金寨的革命老歌《八月桂花遍地开》，虽然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吟唱着，五音不全，却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欢乐，隔壁的大妈笑得前仰后合，把一个大西瓜都摔在了地上，当时我们家充满了欢歌笑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糟。在病重期间，他仍然想着党和国家的利益。疾病摧残着他的身体，他很痛苦，即使在闭上眼睛的前一刻，他还对妈妈说：“徐昆啊，我活不了了，不要让医生同志再受累了，我死了省得同志辛苦，也可以为国家节约点钱”。他拒绝了治疗，医生说服无效，就通过妈妈做工作，妈妈说“这是党和毛主席对你的关怀，你这样做也对不起医生同志。”这样他才让医生将皮肤切开打针，他的顽强精神，使医生和周围的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临终之前，父亲还对妈妈和两位红军同志说： “我活着的时候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死了也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老家为我准备的棺木，我不要，我死后不要用棺木，要响应国家提倡火葬的号召。”爸爸的这一举动，给整个干休所带了好头。心脏停止跳动的前一刻，妈妈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对我的关怀，对子女的培养....”
1976年7月29下午二时五十五分，敬爱的爸爸和我们永别了！爸爸，我们永远怀念你！
1977年，万里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给父亲送来送来家民政部为爸爸颁发的 “革命烈士”证书。
父亲虽然走了，虽然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但他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精神上的无价之宝。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光荣的革命传统、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将永远被我们后人传扬、纪念、学习。正如当时的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敬送的挽联所述：“为党为人民四十年如一日鞠躬尽瘁，继承先烈志不怕苦不怕死革命到底！”
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胡遵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