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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事求是新闻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 王红卫 王卫卫 刘杰）2017年，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70周年。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渡过黄河天险，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开始了艰苦艰苦卓绝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大别山地区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都先后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但是，由于我们党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后紧接着都进行了战略转移。每次撤走后，国民党反动派都会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疯狂的围剿、血腥的镇压,革命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大别山里常常是“十里无人烟、到处无鸡鸣”。长期的“拉据战”、国民党的反攻倒算给老百姓害苦了、杀怕了！所以，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到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老百姓不敢接近刘邓大军！别说是让老百姓来支前抬担架了，就连找个向导都很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刘邓首长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了两条措施：一是多打胜仗，“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10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这一条措施通过10万将士的拼死奋斗，很快做到了；二是严守群众纪律，“这是树立良好形象，使群众敢于接近（我军）的先决条件”、“一切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为了落实这一条措施，刘邓首长亲自给挺进大别山的部队“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邓小平还亲自部署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
本文就为大家讲几个至今仍然广为流传、很有影响的感人故事。
一、含泪枪毙赵连长
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邓小平直接下令枪毙一个违纪的老八路。
这个老八路名叫赵桂良，是野战军总部警卫团三连的副连长，他的浑身伤疤表明他是在抗日战争中屡立大功的功臣。有一天，他到一个名叫总路嘴的镇上买东西，见店里没人，没人收钱，就拿了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还夹了一刀白纸和几支毛笔回连队了。据直接调查此事的总部保卫科科长张立轩向邓小平报告，赵桂良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给他自己的：他拿花布是为了给连里最小的战士牛原平做棉衣，牛原平身材瘦小，禁不住冻；拿纸和笔是要给连里出板报用；拿的粉条是准备给喜欢吃炖粉条的一位首长改善一下生活……邓小平听后，长叹一声：“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张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刘伯承也知道，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懂得关心战士，打摆子还替战士站岗，打起仗来特别勇敢。刘伯承以痛苦得有些颤抖的语调嘱咐保卫科科长：“你对他讲，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沉痛。”“我刘伯承说了，希望他能理解，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这天下午，审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榨塆前的平场上举行。会场的一侧坐着部队，整齐肃穆。另一侧坐着群众，寂静无声。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他沉痛的语气更增添了大会的沉重气氛。跑到山里躲避大军、刚刚赶回来参加大会的店铺老板跑到会场台前，拍着台板大哭：“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事啊！请刀下留情、刀下留人啊！”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张际春的手被颤巍巍跑上台的一位老妈妈拉住：“首长啊！我也闹过红，当过交通。我知道红军的纪律。可……可拿了几把子粉条和几丈花布也算不了啥，你们千万、千万莫枪毙他呀！……我、我求你啦，首长！求你啦……”老妈妈“扑通”一声跪在台上。张际春连忙扶起老妈妈，掏出手巾替老人擦泪。
面对群众赤诚而悲烈的情绪，面对眼前慈母般的红军***一再哀求，被人们称为“政委妈妈”的张际春再也无法自制，再一次去请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邓小平说：“那位***话是肺腑之言，大家理解，我也理解。但我这样想，我们终究不能‘叶公好龙’啊！事情虽小，但军纪如山啊！一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他握起刘伯承的手，再次征求这个老搭档的意见，他发现刘伯承的手冷得像冰......只见刘伯承点点头，泪水潸然落下。
公判场上的枪声响了！邓小平使劲地控制住自己的泪水，说：“如果赵桂良同志的死能够唤起10万大军，能够激发全军斗志，有利于我们建立起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他会安息的”，“还要通知地方政府，按烈士军属待遇照顾他的家庭。赵桂良同志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教育好，对不起生他养他盼望他的老妈妈……”警卫三连的官兵们捐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了口厚棺材，安葬了他们的副连长。总路嘴镇里上了年纪的居民至今还记得70年前的那次公判大会，记得那鲜血染红了的刘邓大军的铁的纪律！
二、派人送回两“光洋”
刘邓首长在亲自抓纪律、搞整顿的同时，还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执行自己亲自制定的群众纪律。
1947年10月21日，刘邓首长率部来到湖北浠县三角山的半山腰，部队休息时，警卫员康理找了个向阳背风的旮旯儿，铺上干草，扶刘伯承坐下。刘伯承突然听见自己的衣襟里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仔细一摸，有两块银元被缝在他前襟的补丁里。刘伯承撕开补丁：“我刘伯承真是老眼昏花喽。这一定是房东大娘给补进去的。糟糕糟糕！”
警卫员康理也想起来了。刘邓住在山脚下张家榜的一户老乡家里。早上，刘伯承正在俯案研究地图，房东老大爷泡了一壶茶端上来，谁知水装得太满，不小心洒在了地图上。房东见闯了祸，慌忙用袖子擦地图，结果又把紫砂茶壶碰到地上摔碎了。“不要紧，不要紧。这叫岁（碎）岁平安嘛。”刘伯承一边弯腰收拾茶壶碎片，一边说着当地的吉利话，又掏出两块银元：“你是为照顾我们摔碎了自家的东西，应该由我们赔偿。”房东说什么也不肯收。刘伯承就把钱塞进他的衣袋里：“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我们的纪律。你要是不收下，我心里会不安的。”房东没了主意，赶忙回屋去找老伴。康理在院子里听见房东大娘骂她老头：“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东西是你自己摔坏的，能让人家赔吗？再说，还收人家两块银元，你那把破壶能值那么多钱吗？”过了一会儿，房东大娘又端上两碗茶水，递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她发现刘伯承的衣襟上破了个大口子，叹道：“你们这些当兵打仗的人呐，就像薛平贵，衣裳破了都没人缝补。快脱下来，我帮你补补。”刘伯承难却大娘的好意，就把军装交给了大娘，没想却让她移花接木了……
刘伯承掂着两块亮光闪闪的光洋说：“这倒成了难题了。钱是一定要还的，可是已经上了半山，我再回去，你们肯定不同意。那么，只好麻烦哪位辛苦一趟了。”警卫员们都争着要去。于是，刘伯承就选了一个身强体壮的，把银元放在他的手中：“那就请你代劳了。记住，务必送到！”直到送银元的同志回来报告说银元已经送到了老大娘手中，刘伯承才放下心来。
三、实事求是搞土改
1947年12月31日除夕夜，邓小平主持召开鄂、豫边区地县负责人会议。在集中收听了毛主席刚刚发表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后，各地在回报工作时介绍了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汇报说：“由于我们人民政权刚建立起来，人民群众怕我们又像红军时期那样站不住脚，因而不断有农民把分给自己田地上插的牌子，偷偷地拔掉了”。
第二天，邓小平和张延积在漆店区召开贫农代表座谈会，询问大家为什么不敢要分得的田地。一位叫廖祥武的代表说：“人民解放军能不能站稳脚，群众有怀疑，所以分的田地老百姓不敢要。”邓小平又了解其他一些地区土改情况，大体都是如此。他和李先念副司令员以及前方指挥所的领导同志研究后，认为不能这样搞土改，因为这里敌情还很严重，如果强制进行土改，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还要脱离群众。
大家意见统一后，邓小平立即给党中央写了报告，详细介绍了大别山的土改情况，建议土地改革应分区域进行，在解放区、很巩固的地方可以搞土改，不巩固或是游击区，暂时不宜搞土改。
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复电，同意分区域进行土地改革，并将这个意见转发其他解放区参照执行。邓小平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即召开中原局地区负责人会议，停止了土地改革。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扭转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被动局面。
四、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１９４９年３月底的一天，整个六安城都沸腾了：人民解放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欢迎大军的人流滚滚向前，支前民工大队络绎不绝，城里城外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等巨幅标语。城北小学是六安市人民政府在原来中正小学校址上首先建起来的一所完全小学，居于全市中心。当时的校舍院落宽敞、房屋较多。学校门前有师生们自己动手用松柏色纸扎起来的彩门，两边贴着一副新作的对联：政简刑清，江北腾欢呼解放；兵雄马壮，华南指日庆成功。那时，学校的师生人人精神焕发，一面坚持正常教学，一面积极开展支援大军的宣传工作。
一天下午，担任城北小学校长一职的鲍传鲁，正在随着学生队伍在城东郊迎接解放军，一位留守在学校的老师突然告诉他：有两个解放军来学校看房子，说是要驻军。鲍传鲁赶紧回到学校。此时，市长林杰同志也赶到了学校，一见到鲍传鲁，就开门见山地说：“放假几天，支援渡江大军！”
鲍传鲁刚刚向学生宣布放假，就有部队的同志来联系安排房子，学校除留一个教室作女教师临时宿舍外，其余的房子全部让给了部队。
一阵喇叭声，校门前开来两辆吉普车，从一辆车子里走出一位身材魁梧、戴着墨镜的同志，一看就知道是位高级首长。他走进办公室坐下休息，警卫员便把他的行李搬进隔壁刚腾出来的教师宿舍。随同住进这个宿舍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个女孩。
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有人背着电讯器材，上下忙碌，不一会几十间房子都拉起了电线，挂上了灯泡，夜幕降临时，随着车载发电机的轰鸣，全校立即如同白昼。
校内住有教师，需要出入，住校外的教职工，有时也需到学校里来，大家进出是否方便呢？鲍传鲁正在考虑，就有一位部队同志来找他商量，他问过全校职工人数之后，便毫不迟疑地提出：由城北小学自制一种出入证，盖上学校公章，凭此证即可随时出入。教职工们知道这件事后，都非常高兴，“组织上给我们考虑得多么周到啊！首长们对我们是多么信任啊！”
天黑后，地委书记马芳庭和副书记唐晓光赶来看望首长。他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去。首长送走了他俩，又伏在案上看起文件来。第二天，一位大约是做政治工作的同志来找鲍传鲁谈心，他问鲍传鲁可知道来的首长是谁。鲍传鲁说不知道。他悄声告诉鲍传鲁：“不要向外说，他就是刘司令员啦！”
刘司令员看起来约有５０多岁，身体颇健壮，他经常伏在案上办公和接待请示工作的同志，往往一直到深夜。有时也站起来在室内漫步或到走廊上闲眺。即使在这时候，也在默默地思索着什么。
刘司令员工作那样辛苦，一天三餐却很简单。当时城北小学在校就餐的人很少，没有真正的厨房，只在保管室外走廊上砌了个矮小的土锅灶，刘司令员的炊事员就在这个锅灶上为他做饭菜。每餐的菜都只有两三样，且多是素的，有时见炊事员烧鳜鱼，大概这是刘司令员餐桌上最好的菜肴了。
刘司令员夫人汪荣华同志是六安郝家集人，早在六霍起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在此期间，常有当年的同学、战友来学校看她，同她叙旧。汪荣华同志对人亲切、热情，也不止一次地到老师住所和老师谈心。
刘司令员和司令部在学校只驻了四个夜晚，又继续前进，随着他们南进的步伐，不断传来新的捷报。不久，百万大军越过长江的特大喜讯就飞到了六安，飞遍了全国。
五、挺身相助、舍命相救
由于刘邓首长严肃军纪、率先垂范，因此进入大别山的10万大军所到之处都做到了秋毫无犯，加上部队有组织、有纪律地帮助各地农民办实事、解难题，陆续建立地方政权，各部队分别派出精兵深入剿匪、惩办恶霸，清扫“还乡团”，大胆为贫苦农民撑腰壮胆。广大群众“眼见为实”，逐步改变了对刘邓大军的态度。邓小平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我们在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所谓“在大别山站稳了”，就是人心向共，大军同志每逢危急情况和紧要关头，群众都能挺身相助、甚至舍命相救。
1947年11月，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正在某村做工作，突然敌48师“清剿”队包围了村庄，他突围不成，只好藏在一个老乡家。敌人四处搜索，最后找到了这家，百般威逼拷打，要老乡说出张延积藏在哪里，结果不但大人不说，就连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也始终不肯吐出一个字来。敌人无奈，气恼之下用火烧了这位老乡的房子。事后，张延积要给老乡盖几间新房，老乡坚决不让盖，他说只要把蒋介石打垮了，不愁住不上好房子。
有一天，被刘邓首长派到地方担任区长的肖明到各村去布置工作，被敌人盯上了。一时无法脱身，他就跑到殷鹏庙湾。一个叫肖本银的汉子把他藏在家里。刚藏好、尾随而来的敌人就进了村。肖本银的妻子为把敌人引开，不顾自己五个月的身孕，扭头就往山上跑，她在山上跟敌人兜了一天的圈子。最后，肖明脱险了，她却流产了......
受刘邓大军派遣任麻城东木区副书记兼武装工作队队长的赵金良，有一天正在乡下布置土改工作，敌人突然进了村。鸡飞狗跳，村子大乱。为了掩护同志们转移，他拔腿就朝村外跑。上百的敌人追出村。赵金良一口气跑到李家，敌人跟着进了村。赵金良就越墙、跳房，跑了半个村子也没找到合适的藏身之处。敌人堵住了所有出村的路口。他忽然看到一家门口贴着大红喜字，就抬腿闯了进去。正房中间坐着一圈人，正举杯为新郎官祝酒。满屋子人大眼瞪小眼，惊呆了。赵金良说：“打扰了！”然后就三两步跨进了洞房。洞房里新娘子一个人坐在床上，见慌慌张张地进来一个陌生人，又羞又怕、浑身哆嗦。赵金良明言快语亮明自己的身份，说实在无奈才来此暂避，叫她不要怕，敌人如进房搜索，就说新郎不胜酒力，休息在床。
赵金良脱了棉衣藏好。刚钻进新人的被窝，敌人就闯进了外屋，问：“刚才有个人跑到你们家里来了吗？”老百姓七嘴八舌：“没有哇。老总辛苦了，喝杯喜酒暖暖身子。”“老总，赶上了，让弟兄们来喝一盅吧。”“喜酒，大吉大利……”门帘被挑开，敌人凶狠地问：“床上睡的是什么人？”新娘从容答道：“我男人，酒喝多了，睡着了。”
看着新娘神态悠然的样子，敌人信以为真，退去了。天黑后，这家大爷到村子周围看看确实没有敌情了，才送赵金良出了村。赵金良永远记得那家男主人姓詹，新娘姓胡。他说：“大别山的乡亲们一次又一次给了我生命，我没齿不忘！”
具有拥军光荣传统的大别山人民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他们仍然尽最大力量支援部队，有的群众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下锅的米拿出来送给部队。部队行军作战需要穿鞋，许多老百姓就把自己衣服剪掉做草鞋。战时，群众还热情地为部队运粮食、抬担架、送伤员。当年，刘邓大军第三纵队向霍山展开时，当地政府立即筹粮300多石、担架几百副，安置伤员300多人。张家店战斗时，参战民工和地方武装多达2000多人，仅晓天一个地方就筹措大米100多石。
部队流动性大，许多群众就冒着生命危险将伤病员接到家里养伤。三纵副司令员郑国仲负伤后就隐蔽在群众家里。虽然老百姓生活很苦，但却四处寻求鸡蛋、大米为他增加营养。在乡亲们地严密保护和精心调养下，郑国仲很快痊愈、重返前线了。有这样几句话，是对大别山人民拥军情、鱼水情的最好写照：真的是“最后一把米、拿去当军粮，最后一块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送去上战场”。在此期间，大别山人民还主动地为部队传送情报，为部队装上“千里眼”、“顺风耳”。
在大别山人民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刘邓大军越战越勇，十分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巩固和发展鄂豫皖根据地，打响解放战争、迎接新中国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写下了光辉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