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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事求是新闻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 特约记者赵建军 苏月建 郭永昌 郭立 贾海亮）目前，中共安徽省六安市委组织部正在牵头组织拍摄一部名叫《大别山精神礼赞》的纪录片，我很荣幸地参与其中。
2018年11月16日，该片摄制组要我给他们讲讲金刚台妇女排的相关历史和英雄故事。为此，我在原来了解掌握的基础上，又查阅了一些资料、进行了一些思考。
第一部分
一、成立金刚台妇女排的历史背景和大体情况
金刚台妇女排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游击战争时期组建的一支特殊的武装组织，它是一个战斗的集体、更一个英雄的群体。
1934年，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长征后，皖西北中心区---立煌县（金寨县的前身）境内的革命形势日趋严重。在这生死存亡关头，皖西北道委及时重建了红28军。于是，金寨地区军民便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配合新的红28军，进行反“清剿”游击战。
（一）
由于苏区的范围越来越小，加之敌人不断地增修碉堡，根据地的革命活动日益困难。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赤城县二区苏维埃主席张泽礼率少量武装和几十名妇女及红军家属，只得转移到金刚台坚持斗争。为了适应严峻的斗争形势，保证党的领导集中统一，1935年6月， 红军干部邱玉生和张泽礼在金刚台铁瓦寺主持成立了中共商南县委。先由邱玉生任书记，不久张泽礼继任，余绪龙、陆化宏、雷维先、徐其昌（兼秘书）、杜立保、史玉清（女）等为委员，并将赤城、赤南，六安六区及固始、霍邱等地撤退到赤城的区、乡工作人员，加上商北大队留下的特务队约80多人组建成商南游击大队，下辖2 个分队和1个手枪分队，余绪龙任大队长，以金刚台为基地，活动于熊家河、槐树坪、葛藤山、野人冲等地。
当敌人发觉游击大队在金刚台一带活动时，便从四面八方扑来，把金刚台团团围住，所有路口都建起了纵横交错的封锁网，实行军事封锁，不断地搜山、烧山，并与民团、地主武装相互勾结，实行“五家连坐法”，移民并村，强迫群众插白旗，企图切断县委、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断绝游击队的一切生活来源，困死、饿死金刚台上的革命志士。
商南县委和游击大队为对付敌人的封锁和重兵“清剿”，便将部队划整为零，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实击虚、广泛游击。
（二）
在红军和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时，各地还建立了“便衣队”，他们积极配合红军主力展开斗争，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商南各地便衣队在县委领导下，始终扎根于群众之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与群众结成了相依为命的亲密关系，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群众想方设法地掩护便衣队和伤病员。便衣队实际上成了地方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组织，是游击战争最好的、以群众工作为主的武装工作队，这是党和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一大创造。
（三）
为了便于行动，商南县委还将地方党政干部中的女同志、原红军医院的部分女护士和红军家属约40多人，编成妇女排，由排长袁翠明和县委委员史玉清具体负责，坚守在金刚台上牵制敌人、疲劳敌人。
金刚台是大别山主峰之一，连接鄂豫两省边区数乡镇，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妇女排就凭借这里的险要地势，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妇女排很少有粮食和食盐，开始时还可打土豪、找关系到敌占区搞到一点，后来由于敌人封锁越来越严，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草根、树皮度命。她们穿的只有一身破衣服，常年露宿山林、牵制敌人，在敌人不断搜山“围剿”的严峻形势下，克服无医、无药、无医疗技术等多重困难，护理伤员。便衣队的陆化宏，到敌占区搞粮食，途中同敌遭遇，头部负重伤，因为无医无药，伤口严重溃烂，被送到妇女排养护。经妇女排用草药贴敷，精心护理，终于伤愈归队。妇女排的老肖负伤时，子弹在伤口里未出来，她们就用针、兽骨片代替手术刀，取出子弹，用草药治愈了伤口。1936年夏，苏仙石便衣队中敌埋伏，战士小邢在激战中腿负重伤、掉队失踪，县委书记张泽礼命令妇女排一定要把小邢同志找回来。史玉清带领妇女排部分人员翻山越岭，10多天后，终于找到了小邢。由于是夏天，伤口里生了蛆虫。妇女排的同志把他抬回来，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护理，伤愈归队。妇女排就这样陆续护理了几十名负重伤的战士重返战场。
妇女排同志之间亲如姐妹，遇到紧急情况，都能互相照顾，舍己为人。1936年秋的一天下午，县委书记张泽礼的爱人晏玉香和十几个战友在金刚台西猫儿石一带活动。大家几天都没有吃一粒粮食了，精疲力尽，刚坐下休息，就碰上了敌人搜山，只得一路快跑，躲进一片丛林里。晏玉香见大队敌人向丛林方向追来，为了保护战友们，她便冲出丛林，全力朝着另一方向跑去，引开敌人。最后，晏玉香跑到一座悬崖边，无路可走，身后的敌人却已追了上来。为了不当俘虏，她纵身跳下深涧、英勇牺牲。战士张敏有一个吃奶的孩子，由于饥饿经常啼哭，在敌人搜山时，因害怕孩子哭声暴露目标，硬是把孩子活活捂死。
敌人为了扑灭金刚台上的革命火种，除了大规模搜山外，1937年春，在金刚台主峰还修建了碉堡，驻剿、搜剿同时进行。妇女排为了牵制敌人，日夜不停地转移，攀缘在金刚台的深山密林和野兽出没的地方。在敌人的一次搜剿中，妇女排被冲散了，史玉清、陈宜清等4人为了寻找妇女排的其她同志，被敌人包围了，她们4人便从几丈高的岩石上溜下深涧，史玉清落到一个乱石丛中。陈宜清等人为了掩护史玉清，主动暴露自己，被敌人抓走。妇女排里唯一的一位男同志老李，60多岁了，儿子当红军长征走了，老伴死了。妇女排冲散后，他和袁翠明排长，寻找史玉清、陈宜清等人，途中被敌人发现，老李为了掩护袁翠明被捕，敌人严刑拷问妇女排的下落，他至死不说，最后被敌人割了头颅、壮烈牺牲。
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妇女排在金刚台上吃野菜、嚼草根、穿密林、卧冰雪，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了近3年，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忍受的困难，牵制了大批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商南县委和游击队坚守根据地的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二、金刚台妇女排综述：游击战争创奇迹
（一） 妇女排应运而生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后，省委给当时还在豫东南的省委常委高敬亭一封指示信，说明了省委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北上和花山寨会议的决定，责成高敬亭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
红二十五军走了，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极其艰难的岁月，国民党军加紧对商城、固始一带仅有的几块苏区进行“清剿”。为了达到彻底摧毁革命力量的目的，国民党军七十五师等进占苏区后，疯狂杀害红军伤病员和革命群众；把红军家属中大批青年妇女当作“党婆”强行贩卖他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上级指示张泽礼等率赤城、熊家河、汤家汇等地的革命武装，退到金刚台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金刚台海拔1584米，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大小山峰起伏连绵，方圆130余平方公里，进出山有十几条大道和许多小沟口，便于进行游击战争。
敌人知道红军上了金刚台，就从四面八方追踪而至，在通往金刚台上的大小沟口修建碉堡，在四周集镇派重兵驻扎。顾敬之等当地反动民团，强行“移民并村”，推行“户籍连坐”，把山区群众迁到集镇或围寨中，对金刚台地区粮、油、盐、火柴等实行严格控制，叫嚣“车干塘中的水，捉尽离水的鱼”，要彻底割断红军和群众的联系，妄想将红军困死、饿死在金刚台上。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经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批准，1935年6月，中共商南县委在金刚台铁瓦寺成立，统一领导赤城、赤南、六安二区及固始、霍邱等地革命力量。县委把各地上山的武装约80人，编为商南便衣队，再按活动区域分为七个灵活机动的小队，配合红二十八军牵制打击敌人、搜集情报、筹办给养。把各地上金刚台的女同志、原红军医院的部分护士和红军家属约40人编成妇女排，负责留守金刚台、护理红军伤病员、便衣队后勤等工作。商南县委妇女委员、金寨籍女红军史玉清分管妇女排工作，袁翠明任妇女排排长。从此，金刚台妇女排就在中共商南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坚持在深山老林里同敌人、同艰苦的环境进行殊死斗争。
（二） 坚守信念渡难关
金刚台妇女排成立后，同志们都知道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完成县委交给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县委书记张泽礼对她们说：“我们在这里不光是住下来，最主要的是保护伤员、配合便衣队牵制敌人、支援红二十八军、巩固发展苏区。今后困难会很多，寒霜冰雪、粮食和子弹都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且国民党的七十五师、一〇二师、一〇三师就在周围，他们是不会对我们放松的。但我们有党的领导，有群众的支持，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渡过难关，总有一天要把国民党消灭在我们面前，收复我们的苏区。”
金刚台一带天然石洞很多，但妇女排和伤病员却不能住在山洞里。妇女排刚上山时缺乏游击经验，有一次，几十个同志和伤病员全都住在一个叫“水帘洞”的山洞里，搜山的国民党军突然来了，差点被包了“饺子”。幸运的是这个洞口前有一道“水帘”瀑布，隐蔽了洞口，敌人没有发现妇女排。有了这次惊险的经历，又鉴于敌人随时搜山、暗探常年在山上进行侦查活动的实际，从此，妇女排宿营不敢再住山洞。为便于隐蔽和转移，她们总是分散地睡在山沟里、树脚下、石板上。雨天，有时就将树头压倒，拴在树桩上，人在里面躲雨，实在没有办法，就穿着蓑衣冒雨坐在地上。寒冬天气，大家仍身穿上山时的单衣、脚穿草鞋，夜晚冻得实在受不了，只能背靠背地坐着取暖休息。在金刚台三年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妇女排的同志们没有住过一天房子，就连住潮湿的山洞也成了一种奢望。
1936年冬天，金刚台地区连续下了15天大雪，大雪封了山，敌人认为这是消灭山上红军的大好时机，不仅加强了四处的把守，还派出暗探和搜山队四处寻踪觅迹。在外线游击的县委非常担心山上的同志们，多次派人送粮上山被阻。这时，山上的妇女排已经断粮多天了，大家只能用树皮和雪下的毛草根来充饥。寒冷和饥饿一起向她们袭来，死亡随时威胁着她们，但她们宁死不屈，一直坚持与搜山的敌人斗争。后来，有两位便衣队员背着粮食，在深山雪地里与敌人周旋了七天七夜，才甩掉跟踪。他们找到妇女排驻地时，妇女排的同志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都东倒西歪地躺着，任凭怎样摇晃和呼喊，她们只睁着眼睛不能答话。两个送粮来的便衣队员见此情景，急得失声痛哭起来，赶快生起一堆大火，煮了一锅姜水，给每人喂了一碗，这样，过了好长时间，她们才渐渐恢复过来。
县委委员史玉清曾回忆说，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妇女排的几十名同志在金刚台上虽然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但大家的革命信念坚定，都坚信并盼望着主力红军打回鄂豫皖。同志们一年到头野菜野果是主食，条件好的时候，有粮食、兑着野菜吃，就非常满足了。在敌人大规模“清剿”时，不能生火做饭，同志们只能用手把山上采来的野菜揉揉生咽下去。上山前大家带的衣服很少，由于经常钻密林，以致衣衫褴褛。山上虫、蛇很多，金刚台上有一种山蚂蟥，能从远处跳到人身上吸血，刚上山时同志们没少吃它的苦头。大家穿鞋主要是靠割野草编草鞋穿，冬天就用稻草把脚包起来，有的同志脚趾甲和手指甲都冻掉了。妇女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信念坚定地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誓死坚守在金刚台上。
(三)战胜残酷的“清剿”
从妇女排上金刚台的第二年春天开始，敌人就不断地对山上进行突袭式的“清剿”。他们经常出动几个营的兵力，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地进行搜索，在每个山头又分成两路或几路，一面漫山遍野地从山上往山下“篦”，一面在山下进行拉网式地包围。敌人还在妇女排要经过的道路上设地补哨、挂上手榴弹等，妄图将妇女排逼上死路。后来，敌人还残忍地想出了从山顶上往下滚石头、在山下放火烧山等毒辣手段来对付妇女排。当时的情况是敌强我弱，县委要求妇女排保存革命力量。她们平时首要的工作是把伤病员分散地隐蔽好，放哨的同志一发现敌人来了，她们立马就几人一组，分散在茫茫林海里牵着敌人周旋、捉迷藏。往往是敌人搜这一座山，她们已经机敏地躲到另一座山，敌人每次兴师动众地上山找“红军婆”，到最后总是被妇女排牵得筋疲力尽地望山兴叹。遇到有利战机，妇女排还会配合便衣队和敌人打一仗，有一次她们把两股搜山的敌人引到一起，让敌人自己互相打了半天。妇女排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她们从小就在山上生活，加上熟悉金刚台的地形，所以在翻山越岭、钻山过林方面，全副武装的敌人根本撵不上她们。
有一次情况非常危急，县委和便衣队全部游击到外线，敌人包围了妇女排和伤病员们，密集的子弹把妇女排压到山沟里。由于天黑了，敌人弄不清山上是否有便衣队，夜间搜山怕吃亏，所以只是紧紧地守在山沟外面，听到哪里有动静，就朝哪里放枪。夜深了，史玉清和同志们十分焦急，妇女排的力量难以对付敌人，到天亮如果还不突围出去，大家的处境可想而知。史玉清和同志们琢磨说，敌人打了这么多枪，没有伤着我们，说明敌人打枪漫无目的，如果大家匍匐着悄悄向外突围是可行的。史玉清当即把妇女排和伤病员按班分成几个组，指定各班长带领分散突围，又向各班长规定了几个集合地点和暗号。下半夜，妇女排开始分组突围，同志们紧贴地面匍匐前行，终于在天亮前陆续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一次次反“清剿”的斗争中，妇女排有十多位同志牺牲，她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怀着坚强的革命信念，把危难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战友。上金刚台坚持斗争的妇女排同志，今天能知道姓名的有史玉清（中共商南县委妇女委员、分管妇女排）、袁翠明（又名袁明，妇女排排长）、张正明（一班长）、杨秀英（二班长）、张泽清（三班长）、张秀敏（又名张敏）、彭玉兰、陈发新、胡光美、郭德明（又名郭明）、陈香芝、晏永香(又名晏玉香)、陈秀清、何其月、何道清、施志芬、陈宜清、童飞芳（又名童正娇）、汪明清、叶善珍、汪乃琴、陈少青、苏峰等。面对敌人残酷的“清剿”，妇女排的姐妹们曾在一起庄严宣誓：在任何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大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晏永香、红军家属老李、陈秀清、何道清、何其月、陈宜清等同志，在敌人搜山中，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被俘后拒绝投降，面对生死考验，妇女排中没有出过一个叛徒，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守了党的机密。
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妇女排也逐渐总结出对付敌人搜山“清剿”的一些办法。转移时，妇女排多选择循着溪流走，不能让敌人发现踪迹；经过草丛、雪地时，后边会安排同志负责把踏倒的草丛扶起来、用树枝扫掉行走在雪地上的痕迹。当敌人从山顶上向山下滚石头时，她们会躲到大树背后蹲着。她们还学会了黑夜在深山老林转移时辨别方向；学会了用苦柳、马料等当地植物揉出水涂抹在身，来防止虫、蛇和山蚂蟥的叮咬，等等。妇女排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在金刚台周旋了三年，金刚台的高山密林保护了妇女排，妇女排也以“不牺牲，就要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和英勇行为，战胜了敌人一次次残酷的 “清剿”，她们在金刚台上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有力地配合商南便衣队打开金刚台的斗争局面。
（四） 精心救护伤病员
1934年冬初上金刚台时，红二十五军留下一个简易医院，有伤病员30余名，后来看护、治疗伤病员的任务就落在妇女排的肩上，妇女排就成了红二十八军的流动山林医院。据便衣队员曾少甫回忆：“金刚台上的伤病员及妇女排共有七十多人，妇女孩子有近四十人，伤病员有三十几人。”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这所红军山林医院药品、手术器械奇缺，妇女排同志克服困难，用中草药、土手术完成了许多难以完成的救护伤员任务。有一次便衣队员肖九仇在战斗中受伤，子弹头钻到他脚背里取不出来，大家一致推选曾在红军医院工作过的彭玉兰当“主治医生”。于是，她就用头上的簪子慢慢地探出子弹头的位置，然后准确地在伤员的脚背划开一个口子，将子弹取了出来。敌人搜山时，这个红军山林医院没有固定的地方，为防止敌人搜捕，妇女排隔几天就得给伤病员换一个住的地方。她们经常背着米袋子、干粮袋子、药包，抬着、背着伤员在山上到处游击转移，有时把伤员分散隐蔽在山林里，有时把伤员安置在乱草丛中。当时条件非常艰苦，药品非常稀缺，她们就在山上采长筋草、七叶一枝花等草药为伤病员治疗恢复伤口，用盐水洗伤口，用被套棉花当棉球，破衣服布当纱布。由于敌人派上山的暗探很多，为了防止意外，妇女排会尽可能地将伤员转移分散在距离很远的多个地方。白天大家分头隐蔽，到了夜晚，妇女排就到一个个隐蔽点为他们送饭、换药。伤员身上换下的纱布，她们会小心地挖深坑埋好，不让敌人发现。
1936年夏天，便衣队员小邢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负伤失踪，县委书记张泽礼认为他没有牺牲也没有被敌人抓到，便衣队连续几天没找到他，最后就把继续寻找的任务交给了妇女排。史玉清带领几个同志，在发生战斗的山沟附近摸索、寻找了十来天。她们循着便衣队活动的地方延伸范围，听动静、查痕迹，最终找到了小邢。原来他的腿部负了伤难以行走，就坚持用手掌和膝盖爬着寻找部队。由于20多天的爬行，他的身上都被岩石磨破，腿肿得像水桶一样粗，伤口已流脓长蛆，浑身溃烂不堪，已是奄奄一息。史玉清和同志们把他抬回驻地，给他细心护理，每隔两天就小心翼翼地给他挤出伤口的脓血、细心地拨出伤口里的蛆虫，用凉开水清洗伤口、再涂上猪油，然后用煮过的破棉布敷上草药包扎好。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护理，小邢终于康复了，他临别时流着泪感激地说：“姐妹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归队后决心英勇杀敌、革命到底！”
妇女排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使几十名在金刚台养伤的红军伤愈归队，重新踏上革命征程。多年以后，曾经在金刚台山林医院养过伤的同志们，都交口称赞她们“既是看护员、又是警卫员，既是担架员、又是宣传员”。当时每一个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妇女排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商南县委交给的伤病员治疗、护理任务，对于保护红二十八军的革命火种、保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奔赴抗日新战场
雄伟壮丽的金刚台，是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仅有的几块红色区域之一，是红二十八军可靠的小后方，也始终是敌人注视的地方。从1934年冬到1937年秋，在中共商南县委的领导下，妇女排以金刚台为依托，巧妙地配合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与敌人战斗了三个春秋，牵制了数百倍于己的敌人。这支党领导的红色娘子军，“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是食粮”，在敌人残酷的封锁和“清剿”中，经历艰难困苦，创造了鄂豫皖游击战争的奇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军达成了停战抗日协议。10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石裕田和雷文学、李世焱带着军部“停战抗日，到黄安（今红安）七里坪集合”的布告及高敬亭写给中共商南县委书记张泽礼的亲笔信来到金刚台。根据上级指示，张泽礼率商南便衣队和妇女排精干力量100余人，前往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参加新四军四支队，奔赴抗日新战场。（本段内容参考了柯大全同志的《鄂豫皖根据地的商南妇女排》一文)
第二部分：金刚台妇女排的英雄故事和感人故事
一、史玉清：金刚台妇女排的杰出代表
史玉清，安徽金寨人，1 9 1 6年生，1 9 2 9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曾任童子团中队长、指导员，乡苏维埃委员、妇女委员长、中共商南县委委员、六合交通局副局长等职。抗日战争中曾在新四军四支队工作。离休前在安徽省卫生厅、合肥牙防所任副科长、副所长等职。史玉清是金岗台妇女排的杰出代表、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的夫人，她和袁翠明（袁明）、范明、彭玉兰、方立明、胡开彩、陈发新、吴继春被人们称为“金刚台上英雄八姐妹”。 （一） 冒 死 寻 医 救 战 友
一九三五年秋，县委委员卢化宏带便衣队到敌占区去搞粮食，途中与敌人遭遇，战斗中头部负重伤。因缺医少药，头肿得很厉害，疼痛难忍，生命垂危。这时，县委决定让史玉清和炊事员老李到窑沟去找护士。那个地方史玉清从未去过，只有老李跟随便衣队在夜间去过一次。到窑沟还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能不能闯过封锁线，完成这次找护士、救战友的任务，对史玉清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出发时，天下着毛毛细雨，当史玉清他们走到去铁瓦寺的分岔路口时，天已黑了。老李迷失了方向。他们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史玉清和老李鼓起勇气，决定就在通向敌人黄土岗碉堡大路的对面小沟里（距离大路只有几丈远）暂时隐蔽起来，等到天亮再辨别去窑沟的方向。
走了一天的山路，他们又饿又累，全身又被毛毛细雨淋透了，再加上夜晚的阵阵凉风，分外寒冷。特别是老李年纪大，冻得直打哆嗦。大约在晚上九、十点钟，黄土岗碉堡里的敌人出来巡逻了。他们在小沟里能够清楚地看到敌兵的身影。因为他们隐蔽的地方离敌人很近，怕出意外，便有些紧张，于是，也就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好容易熬到天快亮了，老李才辨清了方向。这时，敌兵出操了，他们不敢走大路，就顺着深山老林中的崎岖小路向窑沟方向走去。
当他们走到半山腰时，忽然发现一间破草屋里有一对中年男女和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他们正注视着史玉清他们的举动。史玉清向他们要了点水喝。不一会，小男孩不见了，史玉清就借出来小便的机会，去观察小孩到哪里去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家人是好是坏，害怕那个孩子给敌人送信。史玉清出来后没有看到孩子，就快步向三岔路口跑去。忽然发现这个孩子正在离三岔路口几十米远的树林里为他们放哨哩！这时，史玉清才放下心来，而且被老区人民关怀子弟兵的精神所感动。这两位老人给史玉清他们做了干饭吃，还想方设法为我们闯过到窑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作准备。
从这家老百姓的门前可以看到对面山顶上敌人挖的战壕，但没有看见有敌人活动。这家人告诉史玉清他们，可能是敌人换防了。太阳落山时，敌人不来接防，就有可能是进行搜山去了。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敌人在搜山，就不一定来接防了。听到这个情况，史玉清决定利用敌人换防的时候闯过封锁线。于是，他们就告别了这家人，向窑沟方向走去。
到窑沟，首先要通过两山之间的三里多路。史玉清他们刚走到小山的背阴处，山下突然传来敌兵的叫嚷声，果然敌人来搜山了。说时迟，那时快，敌人距史玉清他们越来越近了。他们无处藏身，急得满头大汗。只见那些敌兵用枪尖子挑着从老百姓家抢来的鸡鸭，呼达呼达地向山上走来。史玉清他们急忙绕到一个山嘴子边，忽然发现下面有个三、四尺宽，三尺多深的小凹坑，于是，他们就飞快地顺着竹林滑到小坑里，隐蔽起来。这时，天上乌云密布，不一会下起了大雨。这真是一场救命雨呀！
搜山的敌人怕雨淋，争先恐后地窜下山去。史玉清他们就抓紧时机，冒着风雨，顺着荒山凹，快步前进，闯过这最后一道封锁线。因为老李年纪大，快跑一段后，实在走不动了。这可不行，万一被敌人抓去了，不但完不成任务，反而坏事。因此，史玉清就拖着老李快走。直到太阳落山时，他们才走出山凹，来到窑沟。这时，天近黄昏，雨已停了，密林里一片漆黑。老李记不清红军医院在哪个山洞了，他们在树林里休息了一会之后，就开始寻找。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山洞前，借着雨后的星光，只见一片乱七八糟的景象：破面盆、破布条，扔得到处都是，焚烧的灰烬还在发出焦臭味。
看来就在前几天，红军医院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正当他们发愁的时候，附近突然传来人声，他们从暗处观察，只见一个人来到山洞边。这人不象是搜山的敌人，倒象是自己人。史玉清他们就主动来到他的身边，仔细一看，原来是医院的护士汪乃琴。
汪乃琴告诉史玉清他们：前两天敌人突然包围医院，同志们转移时被打散了。于是，他们和汪乃琴也顾不上休息，匆忙返回，直奔金刚台。
（二） 千 方 百 计 护 伤 员
汪乃琴来到金刚台后，悉心为卢化宏治疗。卢化宏的伤势很快得到控制，慢慢就痊愈了。
在金刚台上的三年里，在一无医、二无药、三没有治疗
伤病员的经验的情况下，妇女排先后收容和护理了红二十八军及便衣队的伤员数十人。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一天，史玉清和同志们清早上山挖野菜。回到宿营地时，县委张书记对史玉清说：“小史，你回来得正好，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们。”
原来是便衣队在一个山洼里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便衣队员小邢受伤后失踪了，一连找了好几天，也没找着。
张书记严肃地看着史玉清说：“小史，你是懂得的，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现在，这个同志也许正忍着伤口疼痛，在寻找我们。你领两个人，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接受了任务，史玉清就领着两个同志出发了。他们沿着便衣队员失踪的地方，一山一山地听动静，一处一处地查痕迹。一连找了十多天，连这个便衣队员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有一天，史玉清他们隐藏在一个山包上，分别向山洼里观察动静。一个同志忽然拉起史玉清的胳膊说：“玉清姐，你来看。”史玉清顺着她的手指往前看，只见对面山沟里有个人，艰难地用手拨开草丛，一下一下往前爬，爬到沟边时，就坐了起来，扬起脸向四周观望。
“找到了！”史玉清他们兴奋地叫起来。连忙跑去一看，果然是便衣队的小邢。
原来，小邢的脚拐伤以后，不能行走，就坚持用手掌和膝盖爬着寻找部队。此时，他的手掌和膝盖上的血茧结得象马蹄掌一样厚，受伤的那条腿，肿得象小水桶一般粗，伤口里生蛆，浓水流个不断，臭气难闻。他浑身破烂不堪，脸上的皮紧紧包着骨头，没有一点血色。这么多天，他是怎样熬过来的？他一见到史玉清他们，简直就象见到救星，流着泪说：“我总算找到你们了。再见不着你们，我就要完了。”
史玉清他们谁也顾不得脏啊臭的，立即轮换着把他背回来。大家被小邢的顽强精神所感动，齐声称赞他是好样的！
小邢由于受伤后长时间得不到治疗，又加上天气炎热，伤势十分严重，必须赶快抢救。可是，妇女排一无药品、二无手术工具，护理知识也只粗略懂得一点。往日治疗伤病员都是“开水洗伤口，旧絮当棉球”。可往日的伤病员都是受伤不久，抵抗力还强，所以能够治好。眼下这个伤员，用老方法能行吗？谁心里也没底。大家都为小邢犯愁。商量的结果，大家一致推荐曾当过护士的彭玉兰负责护理小邢。
决定一下来，她们就立刻行动。先熬一碗米汤，给伤员喂下去，算是打了“强心针”。然后，史玉清和小彭小心翼翼地给伤员轻轻地挤尽脓血，拔出腿里的蛆，用凉开水将伤口洗干净，涂上猪油，找块破白布包扎了伤口。
几天后，揭开看看，伤口竟也好些了。大家都感到很高兴。往后，史玉清她们每隔两天，就给他治疗一次。
为了使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史玉清她们中年轻力壮的同志就多吃野菜、野果，把便衣队送来的少量粮食节省下来，尽量多给小邢做些饭吃。逢到下雨天，他们就想方设法给小邢找山洞住，外面派上瞭望哨。敌人搜山时，他们就轮换着背小邢转移。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护理和治疗，小邢的伤口终于慢慢愈合了。他归队以后，每逢见到史玉清她们，总是流着热泪说：“多亏你们这些女同志救了我的命。我打心眼里感激党!感激你们!
二、范明：红军“花木兰”、人民好医官
范明，又名范来香，1915年出生在河南省新县陈店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被人们称为红军“花木兰”、人民好医官,她的故事至今仍然广为传颂。
（一） 崇尚英雄 参加红军
范明自幼聪颖，天真活泼、爱学好问。她最喜欢看皮影戏，尤其是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这些女英雄的故事，她是百看不厌，简直是入了迷。她崇敬花木兰、穆桂英这些女英雄，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长大也要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去参军的念头。
范明的家乡是中共组织建立和活动比较早的地区。大革命失败后，经常有一些革命同志走村串户，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宣传革命思想。听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穷人要过上好日子，要靠自己团结起来同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斗争”这些道理，才12岁的范明并不太懂，但感觉他们说的对，只有这样，穷人才有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范明的堂舅吴文宝是个很有名的私塾先生。1928年年初一吴文宝见范明聪明伶俐，就向范明的母亲提出让范明到他教的私塾读书。范明母亲欣然同意。于是，范明就成了私塾里唯一的一个女学生。女孩子上学读书，这在当地是个破灭荒的新鲜事。
1928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东北特委在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尹家咀村召开会议，决定将以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丁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围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军长兼师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随后，创建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范明的家乡成了苏区，私塾改成了列宁小学。范明在学校参加了儿童团。
在儿童团，范明不仅参加站岗放哨，还进行革命宣传，配合妇委会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她带头学唱革命歌谣并到群众中去教唱、教育群众、启发群众。这些革命歌谣很有教育意义，让她终生难忘。
范明在宣传中唱起这些歌谣，不仅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自己。存反复的宣传中，她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参加红军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1930年年初，范明的姐姐范仕芝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光山县波河区妇委会主席。接着，范明的哥哥范仕德参加了红军。这让范明参加红军的念头更加强烈，而她的母亲也最担心才15岁的范明也要去当红军。
7月的一天，范明家来了一个红军战士，姓戚，是范明母亲的一个远房舅舅，在红一军总医院当交通员。范明趁母亲去烧饭之机悄悄地问：“舅姥爷，你们医院可有女的当兵？”“有，有几个女孩子当看护。”范明兴奋地说：“我想去当红军，你带我去吧！”舅姥爷唤着她的乳名说：“来香，如果你真的要去，我就带你到医院学医。”
范明高兴极了。她急忙跑到学校把书盒拿了回来，又偷偷将自己的衣服、鞋子包好，藏了起来。
吃过饭后，范明的母亲为舅舅送行。范明将包袱隐在背后，跟在母亲的后面。送到大路一个陡坡处，范明见舅姥爷与母亲道别下了坡，就冲下坡跑到舅姥爷的前面大声喊道：“妈妈，我参加红军去了，到医院学医去了。”
范明的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她急切地哭喊道：“来香，不行啊！你年纪小，没有离开过家呀，妈不放心，你快回来啊！”
范明边走边说：“妈妈，你不要想我，过些时候我会回来看你。”
范明的舅姥爷也说：“孩子要去，就让她去吧，有我在，你放心好了。她到医院学医，将来当个医生不是很好吗？以后我会送她回来看你的。”
范明的母亲是小脚，想追范明又下不了陡坡，只好抹着眼泪看着范明渐渐走远了。
就这样，范明来到了在黄安姜家岗的红一军医院参加了红军。范明高兴极了，她的愿望实现了，她和花木兰一样从了军。她决心要像花木兰一样成为有本事的女红军。
（二） 苦学技术 当上院长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去川陕。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皖西北地区又迅速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并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医院，范明在医院当医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二十七军转战边区13个县，行程2000多公里，钳制敌人5个师以上的兵力，经历大小战斗数10多次，打垮了敌人的追堵。军医院随军行动，范明在战斗中抢救伤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1月底，红二十七军番号撤销，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军医院改为红二十五军总医院，开始设在金寨境内的熊家河，继而迁至葛藤山，并在熊家河和赤南各设了一个分院。
范明开始在总医院工作。由于她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对伤病员满腔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1933年冬，红二十五军在皖两北红军总医院召开医务扩大会，范明作为“模范医务工作者”受到表彰。1934年1月，范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她决心为革命拿好手术刀，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党的事业做出新贡献。从此，她对白己的要求更高了，工作劲头更足了。
不久，上级决定范明担任第一分院的院长。后第一分院与总医院合并，范明又担任了总医院院长。范明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重大，但想到这是革命的需要，她满怀信心、夜以继日地做好医院的各项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千百计救治伤员，为伤员搞好服务。
正当范明全身心投入医务工作时, 1934年冬，皖西北的“肃反”运动的灾祸意外地降临在她的头上。她被冠以“AB团”的罪名遭到逮捕，关进了医院边的茅棚，审讯人员硬逼着她交代其他人的问题。面对冤屈，范明只有一个想法，我不是反革命，相信组织上会弄清我的问题的。不能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的事，宁可自己吃苦受刑，也不能乱咬乱供。在一个多月的折磨中，范明坚持说实话，宁死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一天，审讯人员吊打范明后，将她押往一个山洼里准备处决。范明想到自己蒙冤死去再也不能抢救伤员、再也看不到战友，心里难过极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传来了喊声：“范医官不能杀！范医官不能杀！”
原来是几个轻伤员听到范明将被处决的消息后立即跑过来说情。接着重伤员们又一致联名担保恳求，范明终于免于处决，死里逃生。
范明被放出后，由于受了重刑和刺激，身体虚弱，精神一度不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才恢复。尽管遭受这样重大的打击，范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她认为“肃反”当时是一场运动，不是针对她一个人的。这些错误并不代表党组织的真实意图，就是父母亲也有错怪孩子的时候。因此，她不计个人恩怨，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到艰苦的工作中。 （三） 历经艰难 救死扶伤
1931年11月中旬，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派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疯狂杀害革命群众，很多地方都成了“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灯”的无人区。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一举将大别山革命的火种扑灭。面对严峻的形势，鄂豫皖边区的中共组织和人民没有被敌人嚣张的气焰所吓倒，再次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
当时的环境极为艰苦恶劣，有时整天饿肚子。在岳西鹞落坪，范明等红军战士几个月没有吃到一粒盐，主要靠野菜、野果充饥。野菜野果吃完了，就吃观音土（一种白色的黏土）充饥，吃后肚子特别难受。但为了生存和战斗，范明和同志们不得不咬着牙咽下去。
冬天特别难熬，没有棉衣、棉被、棉鞋和袜子，范明和大家一样赤脚，穿草鞋，能找块旧布将冻脚包起来就很不错了。敌人不断“追剿”，红军不断游击转战。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范明和大家就隐藏在雪地里等侦查员回来，等久了全身都冻僵，四肢麻木、失去知觉。特别是夜行军，饥寒交迫、饿累交加,稍不留神就有掉队的危险。由于极度疲惫，一停下来人就会睡着。范明为了使自己不掉队，再累也不躺下休息，只是用头顶在前面同志的背上打个盹。这样，前面的同志一走，她就能立刻惊醒。雪地行军，范明身着薄薄的单衣，头发上和衣服上的水汽都结成了冰霜，但她从来没有叫一声苦，也从来没有动摇革命的意志。
从1935年春开始，红军总医院基本上不存在了，范明等10多名医人员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在流动性很大的游击战争中，范明这些医人员任务更为艰巨，困难也更多。打仗时，医务人员要到前线抢救运送伤员；部队休息，医务人员要安置护理伤员。让范明感到最难的是搞不到药品。为了抢救伤员的生命，范明千方百计收集民间单方，用中草药和土办法为伤员治疗，这些因地制宜的白制药品收到了良好的医疗效果。
1935年冬，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在蕲春将军山与敌人遭遇，战斗十分激烈。一个伤员被抬了下来，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白，范明掀起衣服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伤员肚子上有一条几寸长的口子，肠子被拖在外面，还沾满了灰尘。范叫看着伤员痛苦的神情心急如焚，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赶紧救治。她将自己炮制的阿片酊让伤员服下，接着为他清洗伤口、做手术。手术很成功，伤员度过了危险期。20多天后，伤口愈合，这个伤员归队了。范明望着他远去的身影，为自己能给红军增加一分力量而高兴。
范明工作尽职尽责，甚至把伤员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宝贵。一次在飞旗山的战斗中，范明冒着敌人的枪弹到阵地上抢救伤员。敌人一颗炮弹打来，范明头部受伤，顿时失去了知觉。当同志们把她救下来时，她手中还紧紧抓着绷带。
一次遭遇袭击，敌人见范明背的草药包鼓鼓的，以为是钱财，拼命地追她。范明急中生智，将草药包丢在地上。敌人见东西留下，就停住脚打开包查看，范明乘机脱身。可丢了草药包，范明感到揪心地痛，虽然草药可以再采，但需要花费时间啊。敌人走后，范明抱着侥幸的心理到原地寻找，没想到居然找到了。草药包被敌人翻了个底朝天，草药撒得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敌人看不中，没要；可范明喜山望外，如获至宝。因为有了这些草药，就可为伤员治伤了。
在三年游击战争的极为艰难时期，范明和医务人员在鹞落坪的深山密林里搭了20多个棚子来安置伤病员，办起了“山林医院”。在范明和医务人员想方设法地救治下，一批批伤员伤愈归队。
每当伤员归队，范明就特别欣慰。她觉得能医治好伤员的伤，让他们重返部队，是自己最快乐的事，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四）女扮男装，饱经风霜
范明不仅为部队的伤病员治疗，也为当地的群众治病。随着她医术的不断提高，名声也越来越大。一位老乡的眼睛几近失明、苦不堪言。范明为他做了手术，解除了他的痛苦，重见光明。这个老乡感激不尽，逢人就说红军的女医官是个神医。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去了。敌人为了抓住红军的女医官，使红军伤员得不到救治，便一面贴山告示悬赏捉拿，一面派出便衣四处侦察伺机捕杀。范明为了掩人耳日、不被敌人发现，从1935年5月开始便女扮男装，和队伍主要在赤南、蕲春、太湖一带活动。
女扮男装给范明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她都想办法一一克服。平时，她像男同志一样刚强勇敢，凡是男同志能做的事，她都尽力去做，再艰苦的工作她都拼命地干，让人看不出一丝女性的柔弱。一次，一个老乡突然发现了她有女孩子戴耳环的耳朵眼，感到很疑惑。范明机智地告诉他自己家乡有惯宝宝要穿耳朵眼当作女孩养的风俗，结果这位老乡信以为真。
由于当时伤员分住在各个村庄．医护人员每天都要翻一座又一座山到一个村又一个村去治疗。这样时间一长，就容易暴露目标。敌人就派出部队搜山，捕捉伤员和医务人员。
一次，范明等红军在蕲春将军山活动时被敌人发现，敌人立即出动队伍搜山。听到枪声，范明赶紧背着医药包冲出村子上了山。将军山有大小山洞70多个，范明想到敌人肯定会首先搜山洞，那里不能去。她观察到一块伸出的大石头下面长满了荆棘。她不顾荆棘扎人，钻进大石头下面藏了起来。
敌人果然挨个搜山洞，有几个敌人还站在范明藏身的石头上边向山沟树林中扔石头边叫喊：“快出来吧，我们不杀医务人员！”“你出来吧，到我们这里来干，你要什么待遇就给你什么待遇，要多少大洋就给你多少大洋！”
范明听到后，心中骂道：“瞎了你们的狗眼，也不看看红军是什么样的人！”
敌人在山上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一无所获，只得垂头丧气地下山走了。
1936年秋，范明随便衣队送3个伤员到蕲春县仙人冲一个保长家安置。这个保长明里是为敌人做事，暗中却在保护我们的同志。保长将伤员隐藏在他屋后高山上的一个隐秘山洞里，让范明住在他家。他见范明是个“男”的，就让范明和他家男孩住在一起。范明借口说他们家经常有人来，容易被敌人发现。保长就让范明睡在他老夫妻房间。
一天傍晚，范明护理伤员回到保长家，刚准备吃晚饭，忽然听到有人问话。范明一听口音不对，知道是敌人来了。她赶紧从后门跑到山上。敌人开始搜查，并审问保长的老伴，又打又骂，要她交出红军的医官和伤病员来。保长的老伴被打得哭叫不止，坚持不说。敌人在山下不断打枪，并用手电筒乱照。为了伤员的安全，范明拼命向山上山洞相反的方向跑。由于天黑看不见，范明一脚踩到了一个野猪窝上，野猪大的小的嗷嗷叫着要咬她。范明慌忙转到一块岩石背后躲藏。野猪还在寻找，范明继续向山上跑，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大岩石边停下休息。此时，她又饿又累实在跑不动了。敌人在山下闹了一夜，范明只身在山上躲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敌人撤走了。范明没有立即下山，先绕道去看伤员，看到伤员们安然无恙，范明高兴得连累和饿都感觉不到了。
下午，范明下山路过昨晚躲野猪的岩石边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岩石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她昨晚只要再向前迈一步就没命了。
范明在这个保长家住了半个多月，保长一点没看出这个医官是女扮男装的。直到1937年8月鄂豫皖边区实现了围共合作抗战，范明才恢复了本来的面目，重新现出了女儿的风采。很多同志都大吃一惊，他们惊讶地说：“没想到范医官原来是个‘花木兰’！”
抗日战争时期，范明在新四军任医务所所长，后改做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明在华东军区后勤生产部政治处、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1988年，范明荣获二级红星勋荣誉章，1997年别世（本段内容参考了阎荣安先生《范明：红军中的“花木兰”》一文）。
三、吴继春：革命一生走在前，初心不改做贡献
吴继春（1915-2001），女，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南省罗山县宣化店指挥部医院医务主任，新四军二师四旅被服厂党支部书记，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供应站营业股股长，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家委会党支部书记，西藏军区政治部直工部干部科科长，福州军区真政机关工作科科长。
吴继春这个名字，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四支队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她是红二十八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从山上走下来为数不多的女红军战士。这里只叙述她在三年游中的鲜为人知的一段革命生涯。
吴继春出生在河南新县新集区冲天泵乡金河村一个贫苦人家，生活非常贫困，经常是食不果腹，由于家境生活太艰难，两个姐姐被迫送人家做童养媳。几个哥哥很小就给地主家放牛、帮人种地、打长工，受苦挨饿是常事，她从小在家跟母亲和兄长务农。对她打击很大的是两个姐姐先后被婆家折磨死，四哥因参加米厂暴动被国民党杀害了，因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常想为什么富人这么狠毒，穷人这么受苦，尤其是妇女还常受丈夫和公婆的打骂，对男女不平等想不通。1930年夏天，湖北黄安来了共产党，为穷人谋利益，打土豪劣绅，分田地，男女平等，妇女还能得到自由。她想，共产党啥时到我家乡就好了，我们穷人和妇女只有参加共产党才有出头的日子。1930年9月红军解放了新集城，乡下成立乡农会、妇女会、少先队和自卫军，只有15岁的她毅然报名参加少先队工作。
1931年3月吴继春带头报名参军，离开家乡到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后方医院第一分院当看护，从此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经过培训学习，她很快就掌握救治伤病员的外科技术，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三分院当看护、看护长，又在罗山县指挥部医院代医务主任，经常在前方打仗时带担架队，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负伤人员。1931年10月经秦基珍、秦基莲二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她更坚定的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1932年5月份，她在罗山宣化店指挥部医院参加了独立团攻打扬万店、彭辛店等战斗。6月蒋介石调动了30万军队亲自指挥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妄图一举消灭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极力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于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越过京汉铁路开始战略大转移，后方总医院也随军西征，为了照顾不能走的重伤病员，吴继春被留在红二十五军后方医院负责护理伤病员工作。主力西征后，国民党“围剿”更加残酷，在根据地内实行“三光政策”，大多数医院遭敌人破坏，不少医务人员、伤病员惨遭敌人杀害，根据地越来越小，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困难，当时卫生工作也处于非常艰难时期，留下的医院多数分散隐蔽在深山野林里，缺医少药，条件非常差，常用茶叶水、盐水以及草药代替药品给伤病员换药，没有粮食就用山果、野芹菜、草根、树皮充饥。1933年5月，吴继春同志调到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医务所当医务员，参加了湖北七里坪战役，郭家河、潘家河、扬泗寨等战役。尤其在七里坪的战役中，仗打得很激烈，伤员很多，她不分白天、黑夜地抢救伤员。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吴继春经常出没在战斗第一线，有时一人负责好几名伤员的转移，有时背着伤病员就走，但她从不叫苦叫累，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红二十五军纵横在大别山区，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还部分地恢复了丧失的根据地并开辟了部分新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医院也随主力一起西征，当时吴继春再次被留下照顾不能随部队走的伤病员。红二十五军主力走后，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红军进行疯狂的“清剿”，1935年1月留下来的红军部队和游击队重建红二十八军，由此展开三年游击战，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这支新的红军主力，调兵遣将进行“追剿”，企图消灭红二十八军。革命进入了极端艰苦的时期，在山林中的后方医院遭袭击和破坏，损失很大，敌人包围攻击我们的后方好几个分院和医务所，医务人员和伤病员遭杀害。
1935年7月，吴继春所在的红二十八军后方医院由于叛徒的出卖，国民党突然偷袭了韭菜沟，院长林之翰和政委熊得安（女）组织同志们一面抗击敌人，一面分散突围，奋勇抵抗，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4点多，医院20多人壮烈牺牲。政委被敌人打伤后又被剪去左耳，惨遭杀害；林院长身负重伤，他爱人朱淑良也壮烈牺牲，吴继春随林院长连同他4岁的幼女林光明、看护和勤杂人员共19人一同被俘。在途中，林院长通过观察得知偷袭医院的国民党军队是张学良东北军112师部队（当时张学良部队一般不杀医生和看护），林院长嘱咐她不要惧怕敌人的穷凶极恶，坚决不向敌人说实话，只说家穷吃不上饭到医院当看护，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吴继春在受审中始终咬定自己年龄小，当看护为了有饭吃。在军法处关了20多天，后关在黑牢里4个月，审问和拷打多次，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结果判了几个月的徒刑，罚做苦工。不管敌人怎么严审，她从不向敌人屈服和妥协，敌人始终未从她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6个月刑满（1936年4月），她被家人保释出来。回到家中不久，红二十八军后方鄂东北道委会派便衣队胡明同志来看她，让她在家中做革命工作，不久又被敌人发现，她再次被捕，坐牢10天，经三次拷打审问，她始终咬定“我不知道”。后来国民党把其他人全部枪杀了，她也被押赴刑场陪绑。后被同族的一个叔叔吴典章（联保主任）保出来。7月，民团派十几个团丁带枪将吴继春抢去、给民团头头龚智富做老婆，她在婚礼上打闹，誓死也不跟他成亲，并砸伤了龚，姓龚的只好送她回家。回来后，吴典章对她不放心，白天让她在家干活，晚上关在民团炮楼里。在8月的一个夜晚，我鄂东北道委会又派胡明等同志带便衣队把她从炮楼里抢回部队，安排到鄂东北道委会医院工作。经历了两次被俘、坐牢，多次严审、拷打，又经历了刑场陪绑，更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使她明白了许多道理，她决心要加倍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报答党和部队的恩情。
1936年的秋冬季，在国民党“清剿”下，红军医院的处境更加困难，部队整天处于游击状态，山上呆不住就化整为零，有些医务人员被分配到主力部队，随军为伤病员医治，有些伤病员只能就地安置，女医务人员下山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群众家里，吴继春当时安排在一老乡家做掩护，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回来给伤病员治疗，由于伤病员住的比较分散，她每天都要一村又一村，一家又一家的跑着给他们治疗。她最高兴的事就是能医治好伤员的伤，她总是尽职尽责、不知疲倦地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先后有十多个伤病员伤愈后回到部队或便衣队继续参加战斗打击敌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二十八军从山上走下来，东进抗日，被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吴继春在支队医院做医药工作。她全身心的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并成为四支队医疗救护工作的骨干。《新四军卫生工作史》一书中有一段专门描写四支队东进后第二后方医院的记录：“当时在第二后方医院有吴继春、胡开彩、彭玉兰等，他们有丰富的战伤医疗护理工作经验，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对在收治大量伤病员工作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全心全意医治护理伤病员，得到伤病员的称赞和多次受到上级的好评。”
1938年11月到1945年8月的八年抗战中，吴继春因工作需要先后调动工作多次、改行多次，不论是在留守处妇女工作队，还是在四旅被服厂任党支部书记，从不讲资格，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她总能克服各种困难，把每项工作做好，多次受到部队的奖励和领导表扬。
四、张敏、王明玉的感人故事
(一) 张敏：用孩子的生命换来战友的安全
女战士张敏身边带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由于缺粮断炊、营养不良，导致张敏身体较差、缺少奶水，孩子经常饿得哇哇直哭。有一天，敌人又一次开始搜山“清剿”，孩子却饿得大哭起来。随着敌人的步步紧逼，孩子的哭声随时都会暴露十几个战友的藏身之处，那样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此时的张敏来不及多想，毅然地用空瘪的乳头紧紧地堵住孩子的嘴，紧紧地捂着、捂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短短的十几分钟，就好像几个世纪那么漫长！
敌人走远了，战友安全了，张敏却发现孩子面色发紫、早已没有了呼吸，张敏的心碎了……她含着泪说：“孩子，娘对不起你啊！娘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战友们含着泪，用手扒了一个坑、准备把孩子那小小的遗体掩埋起来。可是，张敏却怎么也舍不得放下怀里的孩子，她就那么紧紧地抱着、抱着……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金寨县视察时，听到张敏的感人事迹后，十分感动、十分敬佩。当时，习总书记就关切地问，这个同志后来怎么样了……其时，像她这样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悲壮故事，在金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还有很多、很多……下面，要说的王明玉就是其中的一个。
（二）王明玉：用自己的生命保守伤病员的秘密
三年游击战争中，为了救治红军伤病员，党组织在金刚台组建了红军医院。医生就是妇女排里仅有的、几个曾经做过护理工作的女同志。她们一面要坚持对敌斗争，一面要照顾伤病员。伤病员分别住在金刚台的蝙蝠洞、穿山洞、水帘洞等几个红军洞里。当时，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医疗器械只有一把普通的镊子、一把止血钳子、一把竹制的夹敷料的夹子。药品仅限于少量的红药水、紫药水等，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只能撕被单当绷带、拿被絮作药棉。开刀就在树阴下面的空地上，垒上几块石板当作手术床。手术工具更是非常简单，开刀用的刀片是理发用的刀子或锯木头用的锯子，注射用注射器是用伞骨做的，镊子是自己用竹子做的。当时像阿司匹林这样的药品非常紧缺，只能留给重伤员用，一般伤员就用茶水或盐水洗伤口，再敷上绿青苔，或者把南瓜瓤捣碎后作为敷料敷在伤口上。
王明玉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红军女战士、女护士。一年冬天，王明玉所在的一路游击师在登上一座山顶时，突然遭到几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全师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战士们又饿又累，倒在雪地里一动也不能动了，眼看着不是冻死、饿死，就是被敌人打死……怎么办？师长决定寻找机会，下山向东突围。王明玉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把昏睡中的同志一个个叫醒，艰难地向山下摸去。说是摸，其实就是滚、就是爬。到了半山腰，天亮了，当他们突围到山中间的一个村子时，敌人又追了上来。王明玉恳求师长带领能走动的同志转移，自己带着不能走动的同志就近隐蔽。王明玉拖着弱小的身躯，跌倒了、又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就这样硬是将20多位不能走动的同志一个个地背到树林深处隐藏起来。
当她回到村子里去取药箱时，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敌人看她背着药箱，知道她是名红军医生，便严刑拷打她，逼她说出伤病员的下落。但是，她却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敌人没有办法，就用更加毒辣的手段，将王明玉推倒在雪地里，用皮鞭狠狠地抽打，一鞭、两鞭、三鞭……王明玉身上单薄的破衣服，一会儿就被打成了碎片，鲜血随着敌人的鞭子，落在雪地上，染红了一大片。
眼看硬的不行，敌人又用糖衣炮弹来诱惑她。但是无论怎样，王明玉始终不为所动。残忍的敌人要将她活埋……在这生死关头，王明玉毫不畏惧、毅然决然地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扯了扯被打得稀烂的衣服，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然后昂首阔步、纵身跳进了坑里……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为了战友，王明玉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
王明玉，这位红军医院的好护士、红军队伍的好战士、党和人民的好女儿牺牲后，有人为她写了一首诗：
心灵手巧一枝花，
一颗红心为大家。
火线舍身救战友，
置死于外人人夸。
以张敏、王明玉为代表的金刚台妇女排的女红军战士，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牺牲保护战友的安全，用大无畏的精神同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由于千千万万个张敏、千千万万个王明玉前仆后继、不懈追求，中国人民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最终过上了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本文原载《党史纵览》2017年第1期，这里略有改动）
第三部分：浅说金刚台妇女排的高贵品质和伟大的大别山精神
翻阅金刚台妇女排的光荣历史、品味金刚台妇女排的英雄故事，我们从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从一个个振撼人心的故事中不难看出：它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战斗的群体、英雄的群体，在他们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大别山人民的高贵品质、顽强意志和伟大精神。
（一）信念坚定、初心不改
妇女排在金刚台的战斗时期，正是大别山革命处于十分艰难、十分困苦的时期，形势十分严峻、敌我悬殊较大，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然而，就是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妇女排的同志们不仅能够坚守下来，而且取得了辉煌成绩，没有坚定的信念、坚定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就是凭着“不牺牲，就要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和坚韧毅力，与男同志一样风餐露宿、爬冰卧雪，辗转于深山老林、虫兽出没之地，时刻与凶险的自然环境斗争，时刻准备与凶恶的国民党军的“清剿”“火搜”“放石头”等毒辣行径斗争。她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一次次圆满地完成县委交给的救护伤员、后勤留守等任务……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保住革命火种，让革命红旗一直高高地飘扬在金刚台上。
（二）吃苦耐劳、不懈奋斗
有这样一句话、一首诗，可以让我们想象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苦、生活是多么困难，一是：“天当被子地当床，野果野菜当食粮”；二是：“山沟石洞是我房，树枝稻草盖身上，山菜野果能当粮，三天不吃打胜仗”。这一句话、一首诗，充分体现了妇女排的同志们吃苦耐劳、乐观向上、不懈奋斗的高尚品质和顽强拼搏的伟大精神。
1936年冬天，金刚台地区连续下了15天大雪，大雪封了山，敌人认为这是消灭山上红军的大好时机。他们不仅加紧了四处把守，还派出暗探和搜山队四处寻踪觅迹。在外线游击的县委非常担心山上的同志们，多次派人送粮上山被阻。这时，山上的妇女排已经断粮多日了，大家只能用树皮和雪下的毛草根来充饥。寒冷和饥饿一起向她们袭来，死亡随时威胁着她们，但是她们宁死不屈，一直坚持与搜山的敌人斗争。
（三）英勇顽强、能征善战
妇女排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女同志，而且很多是红军家属，还有一些少年、儿童，看起来是弱势，但他们却做出了惊天动地壮举、谱写了流芳百世的诗篇。在他们的努力拼搏下，很多受伤的战士养好了伤、回到了战场，大批的敌人受他们的牵制而被拖累拖垮，他们的顽强拼搏保证了大别山红旗不倒！
有一次情况非常危急，县委和便衣队全部游击到外线，敌人包围了妇女排和伤病员们，密集的子弹把妇女排压到山沟里。由于天黑了，敌人弄不清山上是否有便衣队，夜间搜山怕吃亏，所以只是紧紧地守在山沟外面，听到哪里有动静，就朝哪里放枪。夜深了，史玉清和同志们十分焦急，妇女排的力量难以对付敌人，如果到天亮还不突围出去，大家的处境可想而知。史玉清和同志们琢磨说，敌人打了这么多枪，而没有伤着我们，说明敌人打枪漫无目标的，如果大家匍匐着悄悄向外突围是可行的。史玉清当即把妇女排和伤病员按班分成几个组，指定各班长带领分散突围，又向各班长规定了几个集合地点和暗号。下半夜，妇女排开始分组突围，同志们紧贴地面匍匐前行，终于在天亮前陆续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妇女排还逐渐总结出对付敌人搜山“清剿”的一些办法。转移时，妇女排多选择循着溪流走，不能让敌人发现踪迹；经过草丛、雪地时，后边会安排同志负责把踏倒的草丛扶起来、用树枝扫掉行走在雪地上的痕迹。当敌人从山顶上向山下滚石头时，她们会躲到大树背后蹲着。她们还学会了黑夜在深山老林转移时辨别方向；学会了用苦柳、马料等当地植物揉出水涂抹在身，来防止虫、蛇和山蚂蟥的叮咬，等等。妇女排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在金刚台周旋了三年，金刚台的高山密林保护了妇女排，妇女排也以“不牺牲，就要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和英勇行为，战胜了敌人一次次残酷的 “清剿”，她们在金刚台上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有力地配合商南便衣队打开金刚台的斗争局面。
（四）团结一心、众志成诚
尽管生活十分困难、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妇女排的同志们能够团结一心、亲如姐妹，特别是在血与火、生与死的紧急关头、决择时刻，他们都能够做到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灾难独自担当！ 面对敌人残酷的“清剿”，妇女排的姐妹们曾在一起庄严宣誓：在任何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大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晏玉香、红军家属老李、陈秀清、何道清、何其月、陈宜清等同志，在敌人搜山中，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被俘后拒绝投降，面对生死考验，妇女排中没有出过一个叛徒，她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守了党的机密。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品质、多么高尚的情操啊！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以小到大、从弱到强，这种万众一心、众志成诚的精神至关重要、功不可没！
（五）无私无畏、勇于牺牲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妇女排的同志们不仅继承了而且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让这种精神在革命的烈火中、在军队的熔炉里得到了提高和升华！在他们身上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县委委员史玉清曾回忆说，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妇女排的几十名同志在金刚台上虽然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但大家的革命信念坚定，都坚信并盼望着主力红军打回鄂豫皖。同志们一年到头野菜野果是主食，条件好的时候，有粮食、兑着野菜吃，就非常满足了。在敌人大规模“清剿”时，不能生火做饭，同志们只能用手把山上采来的野菜揉揉生咽下去。上山前大家带的衣服很少，由于经常钻密林，以致衣衫褴褛。山上虫、蛇很多，金刚台上有一种山蚂蟥，能从远处跳到人身上吸血，刚上山时同志们没少吃它的苦头。大家穿鞋主要是靠割野草编草鞋穿，冬天就用稻草把脚包起来，有的同志脚趾甲和手指甲都冻掉了。妇女排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信念坚定地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誓死坚守在金刚台上。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们金寨期间，瞻仰过烈士纪念塔、参观过革命博物馆后，满怀深情地说：“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二、伟大的大别山精神
可以这么说，金刚台妇女排表现出来的这些高尚品质 和伟大精神，是大别山精神的具体体现和集中反映。
事实上，我们也就是从千千万万个史玉清、张敏、王明玉这些革命前辈、英雄人物身上，从金刚台八姐妹、妇女排，红25军的七仙女、将军班，红28军的便衣队、手枪团以及红25军、红28军、红四方面军，还有中原突围的皮定均旅、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这些英雄群体身上总结归纳、概括凝炼出来的——“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我们认为：
“坚贞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本质。无论是在革命的初始阶段、高潮时期，还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危急关头，大别山军民始终对党无比热爱、无比忠诚。面对敌人反复多次的“围剿”、“清剿”，大别山军民义无反顾地坚持革命斗争不动摇，临危不惧、初心不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红色政权。面对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撤离的严峻形势，大别山人民依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送郎、送子当红军，坚持敌后游击战，革命红旗不倒、革命薪火相传。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血腥镇压、威逼利诱，广大党员、群众大义凛然、誓死不屈，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面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面对组织的误解和蒙受的冤屈，革命前辈们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心，逆境不改初心、冤屈不变忠心，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艰难方显本色，曲折逾显忠贞。这就是大别山精神的本质核心所在！正是因为有了对党的无比忠诚，大别山人民才使得革命的星火燃遍全国、革命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牺牲奉献”是大别山精神的鲜明特征。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区200多万人民投身革命，近100万人为国捐躯。仅金寨县就牺牲了10万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11000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全国烈士总数的五十分之一。金寨地区涌现出许多三代英烈、满门忠烈的典型。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大别山人民节衣缩食、积极奉献，把最后一粒米当军粮、用最后一块布做军装、将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以巨大的牺牲换取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别山人民为治理淮河水患、支持国家建设，再次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仅金寨境内修建的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就淹没了三大经济重镇、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10万群众离开故土、移居深山。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舍小家、顾大家都是大别山军民的自觉行动，勇于牺牲、甘于奉献一直是大别山精神的最鲜明特征。
“一心为民”是大别山精神的根本所在。无数先烈闹革命、打天下、求解放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有饭吃、就是为了让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兄弟能够过上好日子。大别山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把百姓冷暖温饱放在心上，从最具体、最直接的事情做起，真真切切地、实实在在地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为了使广大贫苦农民能够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党领导广大军民建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为了保卫和巩固鄂豫皖苏区、改善群众生活，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努力发展根据地经济，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搞好生产；为解决根据地内劳动力缺乏问题，党领导农民群众建立劳动互助社、耕田队、换工队、耕牛站、耕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建立红军公田制度，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发展生产。
“永跟党走”是大别山精神的永恒主题。早在1920年，大别山区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22年就建立了党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区相继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组建了50支主力红军队伍，其中金寨就组建了12支，位居全国第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军民精诚团结、浴血奋战，面对困难和危险，他们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的艰难时期，一些被分散安置的红军战士，对党、对军队依依不舍，一直从金寨跟到川陕。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红28军紧紧依靠大别山人民的鼎力支持、主动配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拼搏奋战、辗转迂回，坚持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留住了革命火种、保存了革命实力，大别山上的革命红旗永远不倒！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危急关头，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人民军队对党的无限忠诚。西路军广大将士不畏强暴、舍身成仁，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搏斗，谱写了悲壮的凯歌，一些被打伤打散的红军将士，怀着一定要“找到部队、回归组织”的坚定信念，历经千辛万苦、沿途乞讨回到陕北。在大别山区，有很多整村整庄、整个家簇都参加革命、血洒疆场的红色典型，有很多家庭一家几代都参加了红军，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前仆后继、英勇献身。漫长的斗争历程、无数的革命史实，见证了大别山人民不屈不饶、永跟党走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意志。
大别山精神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在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征服困难、取得胜利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革命年代，她坚定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仰，汇聚起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推动中国革命顺利前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她是我们党带领人民继往开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是凝聚民心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大动力。它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精神载体，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大别山精神，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同样离不开大别山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征程中，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大别山精神的时代价值，充分发挥大别山精神的独特价值功能，切实增强弘扬和传承大别山精神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努力为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让大别山精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征途中熠熠生辉、永放光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