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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历史
中国实事求是新闻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 王红卫 赵建军 许广山）2017年，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70周年。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指的是，1947年刘邓大军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取胜后，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大军挥师东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这一历史事件。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刘邓野战军兵分3路，先敌越过陇海路，以连续急行军向大别山挺进。蒋介石错误地判断,认为人民解放军是北渡不成而被迫“南窜”，遂以20个旅分路尾追，另以4个旅在平汉路侧击，企图歼灭解放军于黄泛区。那里遍地淤泥，没有道路，刘邓野战军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顽强奋进，于8月17日越过宽达30多里的黄泛区。接着，又渡过涡河、沙河、洪河，甩掉国民党军的尾追。敌人恍然大悟，急令1个整编师和1个旅沿平汉路南下，到汝河布防，企图阻拦刘邓野战军。刘邓野战军炸毁、埋藏了重装备继续前进，23日下午，中路先头部队在敌人狂轰扫射下，在汝河上架起浮桥。当夜，主力开始渡河，并突破敌人河防阵地，掩护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胜利地闯过险关。8月28日，解放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立即组织部队实施战略展开。此时，国民党军20多个旅已先后渡过淮河，摆出与解放军决战的架势。刘邓野战军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集中一部兵力，于9月间连续出击商城、光山地区守军，将国民党军机动兵力大部吸引到大别山北麓，保障了进入豫东南、皖西、鄂皖、鄂东地区部队的迅速展开和建党、建政工作的进行。至9月30日，先后解放县城24座，并在17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依托山区安置了后方，胜利完成了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
为了隆重纪念这一英雄壮举，再现历史真貌、汲取营养成份，传承红色基因、促进社会发展，本人搜集整理了一些有关“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史料和文章（能够查找到原作者的、均予以注明，少数无法查证的、敬请谅解），现呈送给读者，供大家学习、交流、研究、传承。
第四篇：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苦难辉煌
今年8月7日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奉中央军委之命挺进大别山70周年的纪念日。70年前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建立大别山根据地遭受了艰难困苦、付出了巨大牺牲，谨以此文纪念那次举世闻名的南征。
一、艰苦历程、光辉业绩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内战。经过仅仅一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由于长年的战争，解放区的生活开始变得异常艰难，老解放区的物质消耗的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无力再承担战争的负担。为了建立新的解放区，进而支援解放战争，为了彻底打破蒋介石在全国的战略部署、把战火烧到敌占区，进而减轻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的压力，并威胁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中心南京及武汉，毛泽东向刘伯 承、邓小平发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进而开辟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占领大别山，就可切断国民党军津浦、平汉和陇海三条交通线，还能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瞰制中原，直接威胁敌人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统治，迫使敌人的主力从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1947年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4万人，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下一举渡过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所部又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艰苦的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在战略全局上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自身也经历了解放战争史上可谓是最艰难的历程，全军上至统帅刘伯承、邓小平，下至普通战士都经受了比全国同一时期所有战场都要严峻的考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一)、大别山斗争的艰难，在于大别山的敌情自始就极为严重，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大别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必然成为国民党与我军拼死争夺的重点。刘邓大军一南进，蒋介石就派出了23个旅的兵力急起直追，后又与刘邓部队在大别山死死纠缠，妄想乘我军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将我主力击溃，驱出大别山。1947年11月初，国民党又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集中15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及海军、空军部队，大举围剿大别山，其中包括极善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7军、整48师等精锐部队，并委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主持“进剿”大事。白崇禧到任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所谓“总体战”对付我刘邓野战军，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
（二）、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远离根据地，失去了后勤供应，处境十分艰难，加之长时期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战斗力也大为削弱。刘邓野战军在鲁西南战役中苦战28天，虽取得重大胜利，但自身也遭受严重伤亡（1.3万人），急需得到休整。但由于当时陕北敌情严重，党中央处境困难，中央急盼刘邓尽早向大别山出动以调动敌人。在此情况下，刘邓率全军取消休整，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踏上了千里征途。进入大别山后，远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失去了后方支援，严重的困难一个个迎面而来。一是伤病员无处安置，没有医药治疗，而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反动民团、土匪则专门寻找我军伤病员安置地，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杀害，这对于我军士气有很大的影响，部队指挥员多有消极避战思想。二是武器、兵员得不到补充。刘邓大军千里征战进入大别山，人困马乏、弹药奇缺，一方面由于远离根据地，后方供应不上，兵员得不到补充，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大的胜利，装备难以改善，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三是粮食补给困难。四是敌情严重，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没有休整机会，致使战斗力日趋削弱，士气也难以得到提高，逃跑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刘邓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不包括后来开辟江汉和桐柏根据地的中野第10、第12纵队）应在14万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刘邓野战军已降为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而到1948年2月，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时，
全部野战军只有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刘邓部队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大别山半年征战，由于战斗伤亡、被俘、逃亡等原因，部队实际减员7万人以上，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我军主要采取避战方针，所以战斗伤亡并不严重，部队减员主要是因病和逃亡，而逃亡严重即由于当时斗争的特别艰苦。回顾这段历史，还可以得到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野战部队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第8纵队两个旅约一万人参加外线出击）降为不足15万（包括陈谢兵团）。由此，不难想象，为完成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经受了怎样的严峻考验，作出了怎样的巨大牺牲。
（三）、大别山的地理特点，不适合我军大部队运动作战，因而严重阻碍了我军战略任务的完成。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该地区山脉重叠绵亘、茨蔓杂生、崇岭深谷、人烟稀少，从总体上看，不适合大兵团运动作战，仅适于游击战争。对此，蒋介石也认为大别山的地形特点，与陕北、山东相比，非常不利于我军作战，而是国民党“陆海军联合作战最理想的环境”。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山路崎岖，部队运动遇到很大困难。部队上山，大炮、辎重都要战士抬着走，行军速度大为减慢。而国民党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特点，却极易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我军主力决战。我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在敌情并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于9月间三次企图围歼敌58师、85师，都因部队不适合山地作战，调动不及时，而未能达到目的。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转战半年，仅在1947年10月勉强进行过两次成功的歼灭战，这就是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此后就再也没有捕捉到战机。解放战争史表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打破敌人进攻，一般只能靠运动作战来歼灭敌人，国民党军队则靠人多势众、猬集一团，与我打消耗战。我军在大别山因为几乎不可能进行运动战，所以大量歼敌的目标一直未能实现，敌人的“进剿”也就难以打破，所剩的只能是分散进行运动游击，整天被敌人追着打着。1947年12月，我军大别山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三个纵队六个旅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敌人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地的巩固就无从谈起了。
（四）、大别山地区的群众条件不利于我军在此立足。大别山地区的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此建立过根据地，但由于我党在此建立根据地后接着又进行转移，每次撤走后，国民党都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实行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农村革命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刘邓部队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基础，实行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对人民的危害更大、更残酷。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也深受其苦，特别是我们的伤病员更是经常遭到他们的残害。此外，国民党桂系部队在此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媳妇都是当地的，因而统治基础十分深厚。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发动群众的工作极难进行。
（五）、大别山的气候和经济条件对我军明显不利。位于淮河以南的大别山地区，地理上属于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广大中下层指战员都是北方人，他们虽然有着丰富的适应北方气候的作战经验，但对大别山的环境却很不适应。拿当时战士的话说，就是进入大别山，“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山药蛋的北方大汉，南方的大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加上老百姓又不敢接近我军，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几乎天天行军作战，并且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要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再者，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仍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就这样，还要连续行军作战，部队真的是苦不堪言。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也不是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饥饿，草鞋，毒蛇，敌情，无处安置的伤病员，构成了一部艰苦卓绝的悲壮史诗！
1948年2月，邓小平奉中央军委之命率三个纵队转出大别山，欢迎人群见到的出山部队“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而作为全军统帅的邓小平也是“衣着陈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
二、伟大精神、宝贵经验
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和非常特殊的战略意义。第一，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缓解了解放区军事压力。1947 年 3 月，国民党集中重兵聚集陕北和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形势十分严峻。黄河，从陕北到山东呈“乙”字形。蒋介石的战略企图是，集中主力于陕北、山东两翼，实施进攻，而将南线我军压缩在“乙”字形的弧内，聚而歼之。为了缓解陕北及山东解放区的军事压力，经过对敌人战略的正确分析及充分估计，党中央毅然决定放弃后方，直插敌人后方，把战争引向敌占区。邓小平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晋冀鲁豫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出去挑的担子越重，对全局就越有利。第二，开辟了新解放区，缓解了老解放区经济压力。经过一年的解放战争，解放区面积减少，人口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经济极为困难。在陕北地区，本来就是贫瘠地带，陕北人民供应中央机关和陕北少量部队已很困难。因此，要想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必须将战争的地点转移到敌占区。第三，改变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态势，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后，立即开始了攻城掠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斗争，并在辽阔的中原战场上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特长，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结果使得敌人从陕西及山东抽调了一部分兵力去围剿刘邓大军，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解放区的压力，从大的范围上打破了蒋介石在全国的战略部署使我军由被动转入主动，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这些成绩的取得，除去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之外，还有许多致胜因素和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和汲取。
首先，在这一斗争历程中，刘伯承、邓小平和广大指战员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自觉性、革命责任感和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要后方依托，不靠根据地接济，勇敢地向敌后远距离大规模出击，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是异常大胆的一着险棋，稍有不慎，全军覆没是非常可能的，即使不完全失败，部队被打散或损兵大半被迫退回的可能性也很大。刘邓部队发起鲁西南战役后，毛泽东因当时部队久攻羊山集不下，为确保已取得的战略主动权，7月23日致电刘、邓、陈、粟、谭（震林），建议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华野叶飞、陶勇两纵队南渡长江“创立闽浙赣根据地”，“但陈粟、刘邓均主张仍在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挺进”。鉴于鲁西南大战后部队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对补入的战俘还要进行政治教育，刘邓决定部队于8月15日以后开始新的战役行动。为此7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粟等，同意刘邓休整半个月后，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接到中央密电后，刘邓立即复电中央，决定大军“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刘伯承也指出：“我军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战略全局。”大军随之取消休整，提前于8月7日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
上述进军大别山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全军上下在没有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为调动敌人回防中原以解中央和陕北之围而做出的决定。在这里刘邓首长和全军指战员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自觉性，以及为了革命胜利甘愿赴汤蹈火、不避艰难险阻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其次，刘邓大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夺取大别山斗争的胜利，还在于军事上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这些主要原则包括：1、正确处理打胜仗与占地盘的关系，“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2、针对大别山的具体敌情，将消灭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放在重要地位，对还乡团、土匪、民团进行坚决消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3、根据我在大别山无后方作战的实际，严格掌握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慎重选择作战对象，每次歼敌以一个团或一个营为目标，积小胜为大胜。4、根据敌情变化及时实行分遣与集结相结合的战术，积极主动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消灭反动地方武装，集中以对付敌人主力、寻机进行歼灭战。5、在强大敌人进攻时，采取灵活的“避战”政策，争取战略主动。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强敌进攻下，一切为了站稳脚跟。”部队“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从而达到在战略上牵制敌人，掩护兄弟兵团大力歼敌的战略目的。
第三，大别山斗争能取得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得以坚持，并胜利完成创建江汉、桐柏两个根据地的任务，又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我军的伤亡、减员，还是刘伯承、邓小平具有高度责任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实事求是地分析斗争局势，大胆采取适合斗争实际的战略、策略的结果。刘伯承、邓小平戎马一生，既有很高的军事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军事指挥上，总能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军委的部署，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一作风在大别山斗争中充分得到了体现。
1948年1月26日刘邓根据大别山敌人兵力强大、我军无法集中作战、大别山斗争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而让三个主力纵队困守于此与国民党转山头、打游击、拼消耗的做法于战局发展无多大意义的实际，特向中央建议将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中央军委很快同意了刘邓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2月7日复电刘邓，指示他们撤到淮河以北。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调整了部署，在中原实行了统一指挥，中原三军在中原局统一领导下，依托豫西和豫皖苏两大解放区，背靠老根据地，准备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而刘邓所部在休整补充（三万新兵）以后，增强了战斗力，并于1947年4月、5月先后进行了宛西、宛东战役，于6月底、7月初协助华东野战军进行了豫东战役，于7月初胜利进行了襄樊战役，先后歼敌十几万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战局，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准备了条件。应该说这一局面的取得与刘邓的正确建议有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说，刘邓大军挺进与转战大别山这一战略举措，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起了重要的作用，影响所至、关及整个历史进程；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伟大任务，刘邓所部经受了严峻考验、付出了较大代价，他们团结一致、勇挑重担和为了全局利益、牺牲自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本文参考了李百齐等同志的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