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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历史
中实社贵州安顺（首席记者侯震斌 特约记者姚佳）
窒息年代——人类文明史不堪直视的“至暗时刻”；
惊心动魄——故宫瑰宝烽火南迁中的“典守精神”；
绝地回击——恐惧最终战胜了绝望的“思想洗礼”；
波浪式前行、螺旋式上升，灿若星河的人类文明，在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征程中绘就出一幅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的文明画卷，虽历经磨难却延绵不绝。细数人类文明史，亦是一部灾难抗争史，从上古时期广泛流传在先民神话中的“史诗级大洪水”，到横扫47国征服700多个民族的蒙元帝国铁骑西征，再到席卷整个欧洲夺去西方将近一半人口的14世纪中叶“黑死病”以及蔓延18个月造成2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每一次浩劫都是人类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伤疤”，而在此间能够称得上人类文明“至暗时刻”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绝对位居最前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继一战之后发生的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死亡总人数约7000万人。
这是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战争初期，轴心国利用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兵锋最盛时，除偏居英吉利海峡一隅的大不列颠外，整个西欧大多已臣服在纳粹铁蹄蹂躏之下，日耳曼战车的铁甲猛兽甚至一度兵临莫斯科城下；用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日本法西斯侵略了中国、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横扫亚洲，其间一度在太平洋战场把美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此时的世界宛如人间炼狱，非洲大地烽火狼烟、欧洲战场战火滚滚、亚洲战地惨绝人寰，人类文明历经一次次、一场场刻骨铭心、险象环生的暴烈摧残后，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无助的人们卷缩在战争死亡乌云下，在触及灵魂的战栗中苦苦挣扎，最绝望时，就连铁血首相丘吉尔也不得已给妻子留下了“绝命书”。
这是华夏文明的“至暗时刻”。抗战前期，国内政治不稳定，国民政府只是形式上统一，地方军阀林立、法令不通。从东三省沦陷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因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一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硬态度，继续在武汉和南昌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一些政治掮客和军事将领为谋求个人利益而放弃抗战，或借机发动政变，或加入到日本侵略者组建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傀儡政府中，和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前清废帝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在伪满洲国当上了傀儡君主；正面战场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相继失利，国军主力损失、战力殆尽；南京沦陷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震惊世界……14年侵华战争，日军地面部队先后侵占中国21省、5院辖市、威海卫行政区、东省特别区。最绝望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废寝忘食赶出一部中国通史《国史大纲》，为的是亡国后让华夏子孙记住自己的“母文化”，留住中华最后文化血脉，祈为日后复国做准备。
山河震动、炮火呼啸、血流浮杵——此时凝聚五千年中华文化万千气象的故宫博物院正处于黑云压城的风雨飘摇中。六百年巍巍故宫耸峙苍穹，环姿玮态，收藏的不仅仅是几千年中国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积累的结晶，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最有代表性的象征，保护故宫国宝就是保全中华文化的种子！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并进逼华北，为谋文物安全，国民政府当时遂有选择故宫文物精品迁址储藏之筹备。1933年，山海关失陷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南迁转移至上海，以避战火浩劫。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很快沦陷，日军欲速战吞并中国，强袭挺进剑锋直逼南京，辗转滞留在南京的上千件故宫文物岌岌可危，而此时被沦陷区包围的上海租界已成“孤岛”不再安全，故宫博物院不得不将文物在1938年第二次分三路转移到我国西部进行隐藏和保护（就在最后一批文物运走后的第十天，南京大屠杀开始），这其中，包含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西周时期的青铜大鼎《毛公鼎》、唐伯虎的《山路秋声图轴》等共计1022件国宝于1939年初沿南路南京—汉口—武昌—长沙—桂林—贵阳抵安顺华严洞，并在洞中秘藏7年。
而素有“ 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的安顺此时又是一个什么境况呢？
这是安顺人民的“至暗时刻”。全面抗战打响后，安顺虽未处抗战前线，然而伴随着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周边省份战火硝烟弥漫，滇缅公路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国际通道，过境安顺的黔滇公路相继成为物资转运的重要路线之一。战时运力紧张、物资保障匮乏、人员往来繁杂，其间，中央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兽医学校、贵州大学工学院等先后迁入安顺，各路军队换防、调动、驻扎途经安顺还需补给修整，学生、教师、军人、难民，乌泱泱数十万人一下拥了进来，仅仅吃穿用度几乎让当时处于生产落后、粮食短缺、物资紧张的山城安顺“停摆”“崩盘”。伴随着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茫然若失的绝望情绪弥漫在各行各业，“商无货、客无钱”，饿殍满地、病不得医，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举家服毒自绝的人间惨剧。而自古乱世匪患猖獗，此时一些反动势力勾连反动会道门、地方恶霸、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以及惯匪、地痞、流氓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横征暴敛，最绝望时，在一些偏执激进的学生中流传着“退亦无可退，活也难得活，只把青山作坟茔，共我山河赴幽冥”的诀别语，此时对死亡话题的积极探讨或许才是他们坚持活着的消极回避。
文至此处已不敢再深，唯有思绪回到现实才能得以喘息。
在今天的安顺市档案馆，较为完整地保存着一组故宫文物南迁安顺华严洞时期的纸质档案，记录的是故宫国宝入藏安顺华严洞后，1942年为了军需物资的运输等等，需要在华严洞周边修建公路，附近村民减价或免收土地征收金，把自己唯一生计的土地转让，支援国家建设保护国家宝藏，这份特殊的档案也就是安顺人口笔相传的《国宝档案》，国难时期安顺人民舍家撇业共克时艰的家国情怀，记录在一张张泛黄的档案卷宗里，组成了故宫文物南迁可歌可泣的历史记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荣获中国最震撼网民70件“镇馆之宝”。
历史，是一束启发人性思考、点亮人间正道的光，然则，如同光呈现出的波粒二象性一样，作为未来“观察者”的今人学习了解历史，往往局限于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即世界”的思维囹圄，受制于自身的立场、角度、阅历甚至好恶去对历史解读阐释，时常忽视淡化了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一条评判标准——“人之常情”。历史是人类生命故事的汇编，在历史研究中人类情感的代入，更能帮助读者深潜到时间维度还原历史全貌。
用“人之常情”的思考方式再次回溯那段安顺人民支援国家建设保护国家宝藏的时间线时，我们不仅能从历史文字的“镜子”正面感悟到安顺人民的家国情怀，我们也在时间情感的“镜子”背面发现了更为悲哀而雄壮的精神，守护故宫国宝不仅仅是黔中人民舍家撇业的艰难选择，更是黔中儿女与祖国千丝万缕、生死不离的——生死抉择！
当时的安顺同样经历着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至暗时刻”，然而依仗地处中国西南部贵州省中西部的地理区位，仰仗处于云贵高原山区而形成的中部高、南北低，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地势，安顺与激战正酣的正面战场、与如火如荼的敌后战场还有一段距离，可借助地利优势固守自保，在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安顺甚至能置身事外静以观望坐待时变，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切勿寻事召贼来！
巧夺天工的瑰宝珍器引来祸水的现象在历史和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战乱年代、动荡时期，守护故宫国宝要付出多大代价、付出多少牺牲，从人之常情出发，当时的安顺人民在作出抉择前必然有过这样的担忧顾虑。一方面，“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欲去其史，先灭其文化”，在赴安顺之前的短短半年时间，从汉口到武昌，从武昌到长沙，从长沙到桂林，从桂林到贵阳，往往是文物国宝前脚离开，存放地点后脚就遭到轰炸。得不到了就毁灭，赤裸裸、血淋淋的野兽行径，再次证实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发动的侵略战争，从一开始就是抱着“亡其国、灭其种”意图，掠夺、侵占、施暴、屠戮只是这场战争的表现形式，而将中华文明从世界民族和历史长河中抹去才是其最终目的。护航国之瑰宝、守护民族文化，当安顺人民定下了守护故宫国宝的决心，就要将血肉之躯融入到青黛群山中，与岚横山峦化为一道道坚固的石长城抵御敌寇来犯，还要时时堤防承受敌人战机成群呼啸来袭，既然已舍生取义、以身许国，舍家撇业却又何妨！另一方面，来自萧墙之内的隐患亦是卧榻边上的现实威胁。目前有关安顺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对当时境内匪患人数并无精确计数，多提及安顺贼匪之患自清末开始成形，至民国壮大，抗战时期已成气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们可以从解放后剿匪斗争期间的统计数据侧面窥探当时情况，1950年初，境内共有大小土匪185股，34000余人，在新生人民政权建立后，依然历时两年，通过组织大小战斗940余次，付出了牺牲干部、战士585人，才打掉匪患这一毒瘤恶疮，此时留下故宫国宝就是要时时刻刻处处与穷凶恶极的强盗周旋甚至以命相搏，这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安顺人民整整扛了七年，所以说故宫南迁国宝在安顺得以基本完整保存，是安顺人民创造的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也是安顺人民谱写的一曲文化抗战壮歌，承载着深刻而意味隽永的国家命运和民族记忆，也凝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文化不断、血脉赓续，在黔中安顺这片热土上，从“弄染结盟”到“国宝护航”，从“三线建设”到“顶云经验”，从“最美逆行”到“翼龙-2H孤身飞驰河南暴雨区保障通讯”，在每一个勇敢的决定作出前，安顺人民或许会有担心遭受报复、害怕引来祸水、畏惧天灾战乱等等的顾虑和恐惧，但脱离与祖国千丝万缕、生死不离的血肉联系——这才是安顺人民最大的恐惧，当恐惧坠落到深渊底部时，中华民族喷张的血脉彻底唤醒，绝地反击最终战胜了至暗时刻的绝望。
安顺，寓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看此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华严洞，取自《大方广佛华严经》，以法界缘起解释宇宙发生和人生现象——察世间，冥冥之中，天佑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