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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事求是新闻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 赵建军）洪学智，金寨双河人，1913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副师长，辽西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总后勤部副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奠基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副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也被人称为“六星上将”。
“六星上将”洪学智曾两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是掌管钱财最多的一位军队领导。他经常告诫自己和下属：“人生一世，可能什么情况都会遇到，但是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以宽容之心待人、敬业之心做事、敬畏之心律己，任何时候都不要去贪图小利。”他带头执行廉政规定，精心为国家和军队理财，从不利用特权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是一位廉洁奉公的楷模。有诗赞道：两授上将垂青史，一代风范励后人。
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洪学智定下了许多规矩，比如：下部队严格“四菜一汤”标准，就餐摆酒一律不喝，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款请吃请喝，饭桌上不许有剩饭，部队和下级送的礼物一律不收，不允许子女搭车，等等。后来，这些规定被其下属概括归纳为“八条铁令”，始终认真执行，谁都不敢触犯。
洪学智经常到部队、到地方去开展调查研究，遇到部队与地方领导送礼，他都一概拒收。有一次，洪学智下部队，在乘车返回的途中，发现车子上多了一小口袋花生，他立即追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报告说，这是基层官兵的一点心意。洪学智立即火了：“我们到部队，吃住都在部队，给人家添了那么多麻烦，走了还拿部队的东西，哪有这样的道理？”洪学智说：“现在，社会风气有不好的一面，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咱们自己一定要做好，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说闲话。我现在管的是全军的钱物，到部队里去哪怕是拿一点东西、占一点便宜，官兵们会怎么看、怎么想？如果身居要位的人这个拿一点、那个占一点，必然会带坏部队风气。部队的风气坏了，还怎么指望他们去好好打仗？” 以后，洪学智还多次拿这件事教育大家严守他的“八项铁令” 。
还有一次，洪学智到内蒙古视察，当地领导安排他参观了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厂领导准备了几件羊绒衫，想请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转给洪学智，希望他能够帮助扩大宣传。主席征求洪学智随行人员邢秘书的意见，刑秘书说，首长不会收的，您还是别去碰他的规矩。主席坚持说：“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产品，是请首长帮助扩大宣传的，我直接去跟他解释。”最终，羊绒衫还是被悉数退回了。事后，主席感慨地对邢秘书说：“还是你对老首长了解得深，不过，虽然礼物被拒收了，可是我内心里却更加敬重他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质的确让人钦佩！”
在洪学智身边工作了20多年的邢秘书，对洪学智将军的“八条铁令”也有过一次“破例”的念头。那是他陪洪学智到安徽芜湖调研，当地政府的同志准备送给首长一个砚台。邢秘书觉得这个东西对首长练习书法、健身有好处，就自作主张地收下了。结果报告洪学智时，还是挨了一顿批评。洪学智语重心长地说：“收了第一次，就会收第二次，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这些看似小事，实际上却像分水岭、分界线一样重要，许多人犯错误就是从这些看似小事开始的，所以，我们必须从细微之处做起、从严做起。”最后还是按他的意见把砚台退了回去。
洪学智不收礼也不送礼。有一年春节前夕，工作人员善意提醒他，“您是不是也适当地给领导同志拜拜年?”他摇摇头、表示不妥，说：“首长们那么忙，有事在工作时间里就汇报了，没有必要在节假日期间再去打扰，人家也需要过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节日，我们不要去搞那些庸俗添乱的事情。”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逢年过节，他一定要去探望老帅或老帅的遗孀，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洪学智曾动情地说过：“老帅们为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洪学智每次到部队检查工作，都是到食堂与干部、战士一起用餐，并且主动结算费用。一次，天山之行，车队出发已经大半天了，洪学智忽然得知还没有交伙食费，顿时勃然大怒。返回去补交已经不行了，无奈之下只好狠批秘书。随行的领导想解释几句，不料越解释、洪学智越发火。他从历史讲到现实，从党的要求讲到个人操守，摆事实、讲道理，滔滔不绝，整整讲了三、四个小时。从那以后，随行人员都要互相告诫、彼此提醒：吃饭千万不要忘了交费，而且一定要手里捏着凭据才能离开。
还有一次，洪学智到兰州出差，回京前的头一天晚上，他催促秘书赶紧把账结了。秘书去结账时，恰巧对方的办事人员不在，他见时间已晚，觉得第二天一早去结也来得及，当晚也就没有办。谁想第二天清晨，洪学智一见到秘书，第一句话就问结账的事。听说还没结，立即发起火来：“什么找不到人？快去把账结了，否则我们不能走！”直到秘书结完账并把发票呈给他审阅后，他才露出了笑容。
洪学智下部队，一向坚持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招待用餐，严格执行“四菜一汤”规定，不准突破、不搞变通。有一次，到总后的一个直属单位去调研。第一天晚餐，按正常速度上菜，两道菜之间相隔时间比较长。洪学智吃过四道菜后，说：吃饱了，起身便走。单位领导明知菜还没有上完，也不便明说，只好陪同离席。第二天晚餐，上菜速度加快了，不等洪学智吃饱饭，已经上了六、七道菜。洪学智问，昨天上四个菜不是很好嘛？今天怎么搞的？为什么要增加？到了第三天晚餐，虽然还是四道菜，但是每道菜都换成了一大盘子，并且每一个大盘子里面都放了好几样菜，成了一个大拼盘。洪学智问，你们还有比这更大的盘子吗？单位领导开始说有，但很快琢磨出这是批评的意思，便连声说没有了、没有了。洪学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想让我吃好点、多吃点，是一片好心，但是菜多了，一是破坏了规矩，二是造成了浪费，三是有可能损害健康，何苦呢？随着物资的丰富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有人劝他不要太较真，可以变通一下。洪学智则说，不管物资多么丰富，社会风气怎么变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绝对不能丢！
洪学智平常迎送客人，都是自掏腰包，设家宴招待。一次，洪学智率团赴美访问，临行前，他把外交部领导请来商量访问的事情，总后领导建议公款招待一餐，洪学智硬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在家里设了便宴。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会客室放了一张圆桌后，师傅送菜都进不去，只好请客人代劳。
2000年，《洪学智回忆录》出版，作为晚年的一件大事，洪学智很高兴，准备设宴招待编辑人员。他谢绝了各种建议，不去宾馆饭店，也不去内部招待所，坚持在家里宴请客人。虽然没有名贵的菜肴，却充满了感人至深的真诚与热情。这一顿饭，给所有在场人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深深的思考。
故事6：老红军梅少卿的“约法三章”
老红军梅少卿认为，干部部是党委的办事机关，是党的干部路线的具体贯彻执行者，因此，应该努力把干部部办成“干部之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干部工作者就都要切实增强全心全意为广大干部服务的意识，成为干部的知心人、贴心人。为此，他对下属制定了约法三章：第一，要坚决贯彻党的德才兼优的干部工作路线，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在空军与防空军两个兵种刚刚合并的情况下，特别强调要搞好内外团结，对所有干部都要一视同仁，不搞亲疏厚薄；第二，要树立立党为公、为政清廉的思想作风，坚决克服那种认为做干部工作、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吃请、不受礼、不看人办事；第三，要尊重、关心、体贴干部，对过往和来访的干部，要热情接待，态度要和霭可亲，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坚决摒弃干部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梅少卿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沈阳空军调到广州空军工作时，按理说自己是干部部部长，他爱人又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加上他身体不好，随同调动、安排个好工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当干部部主动提出来为他爱人联系、安排工作时，他却说：“现在地方上安排工作比较困难，许多部队、机关的干部家属工作安排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如果利用职权先把自己爱人的工作安排得好好的，别人会怎么想？”就这样，他不让组织出面替他爱人安排工作，自己生活坚持自理，吃饭到食堂买，部队发什么穿什么、供应什么用什么，自己还经常打草鞋，床上用的仍然是在部队时用的粗布被子。直到半年后，他的爱人才通过地方系统联系，调到广州工作。
梅少卿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办公室上班，直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家休息，节假日也是一样，同志们都说：“办公室就是梅部长的家。”
梅少卿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从不要特殊照顾。大家感动地说：“梅部长不但不搞特权，而且连应该享受的权利都不用。”他在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时，到广州和广州附近的部队检查、了解工作，坚持做到不是紧急情况不用小车，能步行的不坐公共汽车，从不坐公家的汽车办私事。有一次，他到一个团去检查工作，驻地离团部有35里路程，助理员安排他乘坐汽车去，他却说：“就不要用车了，这里距离团部近，我们走去。”说完，便带领助理员出发了。30多里路程，他拖着伤残的身体走了5个多小时，到团部时已经是下午了，错过了部队的吃饭时间。团政委问：“首长，您吃饭了没有？”“我们带点干粮在路上吃过了，赶紧召集大家开会吧！”梅少卿回答说。他为了不给下级添麻烦，明明没吃饭却说吃过了。
梅少卿是老红军，又是乙等甲级残废军人，身患多种疾病。可是，生活上他从不要求特殊照顾，部队发给他的残废军人证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四人帮”横行时期，市场供应紧张，秩序也不好，他和大家一样艰难地排着长队去买米买菜。1981年，广州军区向部队的老红军、老干部增发了一种红色的“优待证”。“优待证”规定：持有此证者，可以免费进入公园，可以优先在影剧院购票；在市场买鱼、买肉可以不用排队……然而，他的“优待证”却一直沉睡在抽屉里。逢年过节，地方政府也向老红军、老干部增发鱼、肉、禽、蛋等一些票证，但是，他总是把这些票证夹在“优待证”里，从不用它。有时候，他连续跑了几个市场也没买上菜，但是，他宁可空手回家，也不愿享用“优待证”上规定的特殊照顾。
故事7：王远芬将军----从不占公家的一点便宜
王远芬，金寨斑竹园人，1907年出生，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加入农会和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参谋长、独立团团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参谋长，平原军区安阳军分区（后划归河南省军区）司令员， 河南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远芬将军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小事，也要公私分明、毫不含糊。
1955年，王远芬将军由安阳军分区司令员调任河南省军区任参谋长，搬家时警卫员误将军分区的一只绿色搪瓷脸盆带到了郑州。一次，他的两个女儿用那脸盆洗脸时被他撞见了。他叫过警卫员，询问原因。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说，带错了。他听后非常生气，执意叫他捎回去。警卫员见他的两个女儿正用着那只脸盆，便轻声嘀咕：“一点小事，算了吧？”王远芬却毫不含糊地说：“小事也应分清楚！绝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
后来，他还追问那位警卫员送去了没有，当警卫员汇报说，已妥善归还后，他才放心。
故事8：张贻祥将军----让一名老干部“全家上了当！”
张贻祥，金寨南溪人，1909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二七一团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支队政委，太行军区独立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处政治协理员，华北军区军械部副部长、政委，中央军械试验靶场场长、第20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贻祥将军经常告诫子女要遵纪守法，不要搞特殊化。1970年8月，一位老同志的女婿即将从某军事工程院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哪里工作？成了全家都很伤脑筋的问题。这位老同志忽然想起来，张贻祥正在北京化工学院读大学的儿子张经这一年也将面临毕业分配问题，于是，他灵机一动，认定老张一定会将自己的儿子分配到最好的单位去。他便决定傍上张贻祥，张贻祥把儿子放在哪里，他家的女婿也要分配在哪里。张贻祥得知后，耐心地劝他：“你不要跟我们比，我儿子将来要去的地方，那里真的艰苦！”这位老同志和夫人都笑着摇头说：“你们有好地方不愿让我们去，你骗我们！我女婿偏要跟你儿子去同一个地方！”当年，张贻祥的儿子所在的大学确实有一批国防科委13研究院的分配名额，儿子也完全符合留在北京工作的条件。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张贻祥却罕见地为私事动用了自己的权力，他将自己的宝贝儿子分配到了位于晋西北的20训练基地第五试验部。全基地人都知道，那可是整个基地所属单位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后来，这位老同志笑着对张贻祥说：“我们全家都上了你的当啊!”
故事9：胡继成将军的夫人到老还是个副处级
胡继成，金寨古碑人，1915年出生，1931年参加六安县游击大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营长，六八九团参谋长，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四团团长、旅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副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四师副师长，第四十二军副军长、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文革”中，老师和学生都去“闹革命”、“大串联”了，学校里空无一人，朗朗的读书声被震天的口号声和锣鼓声所淹没；宣传栏里的表扬信、大红花，也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取代。为了保护孩子不参与社会运动，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胡继成将军带着儿女到了广东老部队，他让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除三儿子参军外，大儿子向东、二儿子建军、小儿子晓军都去了部队农场。他们和战士们一起吃住，和战士们一起劳动，他们在这里学会了收割水稻，学会了育秧种菜，还学会了开拖拉机；两个女儿----玲玲和胡凯也在部队里得到了健康成长！
为了培养儿女自己成长的本领，他没有利用职权和关系安排子女到部队机关工作，而是将他们一个个送进军营，到最艰苦、最偏远的基层部队去。他们的子女都扛过枪、打过炮；修过坑道、挖过战壕；驻过海岛、守过铁路；扛过水泥、挑过大粪、伤过腿、扭过腰。
1959年6月，惠阳发生特大洪水。因为洪水来得太突然，胡继成奉命指挥部队去抗击洪水，出发时他连家都没有回。当时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在外地上中学，夫人鸣燕一人在家带着4个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3岁。洪水漫进家门，地上的鞋子都浮起来了，鸣燕抱起正在床上玩耍的小女儿胡凯，牵着5岁的女儿玲玲，对另外两个儿子——进军和晓军大呼：“孩子们，快跟妈妈跑啊！洪水来了！”当她把4个孩子带到营区的高地时，只间隔了不到10分钟，住家的那座平房就被洪水淹得只剩下房顶了，家里所有的物品一件也没有抢出来。
刚脱离危险、身为惠阳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的鸣燕，就将孩子交给保姆，自己立即投入到抗击洪水的战斗之中。她白天在齐腰深的水中组织救灾，晚上抽空回来看看孩子。孩子们住在山顶军部的招待所，吃的都是战士们节省下来的干粮。
胡继成将军的夫人鸣燕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是一名有文化的“老八路”，由于胡继成的工作频繁调动，她职务升迁受到了影响。解放战争时就担任副团级职务的她，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任广东省惠阳县（今惠州市）组织部部长，后调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大内科任总支书记。胡继成调成都军区后，她又跟随调到四川。当部队领导要为鸣燕调整到机关好岗位工作时，胡继成说：“我要是带头为家里人谋职位，那我在部队和地方上还有什么威信？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就是部队作风的风向标，我们不能带坏风气啊！”
他经常对家人说：“思想正，作风正，心正行正；私欲多，杂念多，贪多失多。我们共勉吧！”就这样，鸣燕被安排在成都市机关招待所工作，直到退休还是个副处级。
故事之10：中将曾绍山的女儿被人误认为是农村来的孩子
曾绍山，金寨南溪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太行军区副旅长兼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纵队副司令员、皖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军长、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政委，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中将曾绍山的女儿曾明顺说，我的父母是我人生的最好老师。他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甚至都没有认真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是他们的言行却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我。小时候，父母就经常对她们说：“你们长大后，一定要自立更生。”还说“你们不要有依靠我们的思想”。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却影响了她的一生。她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高干子弟。
1970年，曾明顺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210医院当卫生员。当年大连缺淡水，需要卫生员们每天用扁担挑井水到各个科室。由于在高三下乡时学过挑水，所以她每天挑的水都最多。病患者看到了，就写了表扬信贴在病房的走廊上。上面写到：“希望大家向曾明顺同志学习，她是个从农村来的孩子，很能吃苦，很能干。”当领导们和同事们看到表扬信里把曾明顺写成是从农村来的孩子时，都忍不住地笑了。
1972年，曾明顺到铁道兵10师47团卫生队工作。当年有许多人根本不相信她是高干子弟。他们认为真正的高干子弟不可能到这么艰苦的地方来工作的。她所在的部队驻在陕西省安康地区旬阳县蜀（术）河镇，那里是全国没有公路、没有铁路的极少数县城之一。部队的工作是修铁路，条件非常艰苦。大部分时间吃不上新鲜的蔬菜，住的是活动板房，工作也很累，还要经常抢救受伤的战士、民工。
1975年，曾明顺在北京卫戍（术）区四师医院工作，经常和战友们一起下团巡诊，到农场劳动……
在北京卫戍（术）区工作期间，曾明顺的父亲----曾绍山中将也曾趁到北京开会的空隙看望过她。将军穿着一身布军装，直接走到她住的筒子楼，和她的邻居打招呼。大家都对曾明顺说：“你父亲穿着朴素、待人可亲，不像是高级干部。”
故事之11：于侠将军说：是我的孙女就得比别人更能吃苦！
于侠将军的孙女李芸曾经写到：“爷爷是个老红军，奶奶也是个当过兵的人。在他们的教导下，我的全家都是军人。”她1997年高中毕业后就去北海舰队当了兵。
将军对她说，“你是咱家第四代的军人了，能参军就是好样的。你爸爸、叔叔们当年参军去的是海南岛，你姑姑参军在东北，都能经受住酷暑严寒的考验；你是我的孙女，就得比别人更能吃苦，这是我对你的希望。”爸爸也嘱咐李芸：“咱们是老红军、老将军的后代，脏活、累活咱都得站出来，干到前头！”
于侠过生日的时候，李芸回到家里给爷爷敬了个军礼，于侠特别高兴。拉着她坐在沙发上，问起新兵连的生活、训练等情况。突然，将军指着孙女脸上的冻疮，问是怎么回事？本来李芸不想讲这冻疮的事，怕家里人担心。但既然将军爷爷问起了，她只好“坦白”了。
新兵连的这些女兵们，在家多是娇生惯养，没干过什么体力活儿，一到搞卫生啥的，又怕干、又不会干。天气特别冷，下了一场大雪，雪很厚。连队就组织扫雪，可是没有几个人出来。最后，干着干着，只剩下她一个人坚持到最后了。由于天气寒冷，她脸上就冻出冻疮来。
将军听着，仔细地看着孙女的脸，轻轻地抚摸着，暗暗心疼着，但眼光里更多的是赞许和鼓励。于侠还逗着孙女说，“要奖励嘛？吃个糖吧！”
故事12：周光夫妇------从不搞特殊化
周光，金寨汤家汇人。1912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民运部部长，鄂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旅大市公安总局局长、长春市副市长、市长，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长等职务。
老红军周光夫妇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能够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利，从不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属谋取私利，坚持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不搞特殊化！
周光和夫人池精武平易近人、待人热情，把工作人员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就连工人来家里搞维修，他们都会亲自倒茶递烟，没有一点架子。他们身体力行，当人们的公仆，让孩子耳濡目染地养成尊重人、平等待人、热情待人、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品格。
周光是南方人，有吃大米的习惯。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大米供应很少，周光坚持吃面和杂粮，从不开后门多买一点大米。油也不够吃，每人每月只有2两。当时有的人悄悄地从农村买点豆油，可周光要求家里人千万不要去买。他严肃地说，当领导干部的不能带头破坏国家的政策。
周光配有专车，但他从来不允许子女乘坐。有一次，司机自作主张送了儿子周世红一次，结果被周光极为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自此以后，子女们再也不敢乘坐父亲的专车了。以致后来周世红在沈阳工作，每次回长春都是坐夜晚的火车，当时没有出租车，哪怕是深夜，都是自己走着回家。在周光和池精武的严格要求下，周世红和妹妹养成了习惯，从不借父母的“光”、去占公家的一点便宜。
对此，周世红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感悟道：“他用他的高尚情操教育了我。人们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我的父亲就是我最好的第一位教师、是我的领路人。”
1977年4月24日，周光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途。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子女亲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都能严守家教、不求荫蔽、朴实勤劳、遵纪守法。
周光、池精武抱养的女儿初中毕业，时逢“十年动乱”，和千百万青年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参军、复员，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随周光一起生活的侄儿周世明，在五十年代企事业单位大招工时，被设计院招收为描图员，后调到汽车厂水箱车间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劳作一生，于1993年病故，年仅61岁。
池精武的弟弟池精沛，孤苦无依，从河北投奔姐姐、姐夫而来，招工进厂后当了一名汽修工，继而开车、当司机，后娶妻成家，另立门户，自食其力，一直过着平民生活。
【笔 者：洪学智的“八条铁令”、梅少卿的“约法三章”，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的王远芬、夫人到老还是个副处级的胡继成、从不搞特殊化的周光夫妇，都是我党我军严守法律、严守纪律、严于律己的光辉典范。家庭是人生的起点和归宿，家庭风气正，事业才能枝叶茂盛。《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要求党员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广大党员干部要向洪学智、梅少卿、王远芬、周光夫妇学习、自觉地成为道德的榜样和良好家风的建立者、守护者。大家一方面要以自身清正为“齐家”树立标杆，另一方面要严格要求配偶和子女，决不能纵容、默许亲属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影响谋取私利，以免“后院起火”、养痈遗患。严是爱，宽是害。广大党员干部严格要求家人，既是对家庭的负责，更是对家人的爱护。“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大家对亲属决不能因为亲情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发现亲属有利用自己职权谋利的倾向，就要坚决制止，防止小错酿成大祸，保证家庭风清气正。习总书记曾告诫我们：“要教育家属、子女不搞特殊化，不打着我们的旗号收受好处，乱说话，乱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