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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事求是新闻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 记者赵建军 苏月建 刘杰 郭永昌）2017年6、7月份，我把相关材料搜集、整理成一篇纪实文章，题目叫做《“红色女特工”的传奇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文媛，是一位金寨籍的老红军，她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红色女特工”，但是，她却和一些著名的革命人物在一起工作过、战斗过......为了人民的幸福、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她贡献了自己的热血、青春、智慧、力量，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留下了感人至深的故事......这篇文章问世后，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几十媒体都刊发了此文。文媛的丈夫叫陈一新，也是一位老红军、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是安徽省金寨县槐树湾乡人，曾任湖北省副省长，1925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7月7日因病去世，198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陈一新、文媛夫妇一生为了革命事业，与子女们离多聚少。1949年以前，三个孩子就像孤儿一样寄养在不同的人家中。他们不知道父母在哪儿，也不知道父母长的是什么模样。1949年，陈一新夫妇随部队从东北南下到湖北工作时，他俩通过当地的驻军领导王树声，才从大别山的深山乡下中找回三个孩子。从深山里走出来到武汉时，三个孩子的身体极度营养不良，甚至水肿，而且没有文化。陈一新心疼地说，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培养成拥有健康体魄、有文化、有道德的人。这是父母对你们的应尽的责任。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此后，陈一新夫妇便一直坚守着他们的承诺。
在父母身边的日子里，孩子们的生活很幸福。虽然父母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点时间，都会同他们聊天，谈学习、生活、道德、信仰、人际关系以及他们的革命斗争经历等。直到现在，陈一新夫妇的三个孩子陈圣宁、陈圣海、陈延延都说，虽然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太少，但是父母的身教言传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和人生的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要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陈一新常说：“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符合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生活才有动力，人生才有价值。”陈一新参加革命后，主要在上海协助陈毅、潘汉年等同志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时期，生活艰苦、环境险恶，得了肺结核病。他说，虽然多次被汉奸、特务监视和跟踪，但是我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呢！因此，每当遇到敌情时，他都能沉着勇敢地应对、敏锐机智的周旋，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一新、文媛所在的部队被组织安排留守江西坚持斗争、拖住敌人、掩护主力北上。这支留守部队中有许多老、弱、病、残及妇女、儿童。陈一新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还有毛泽潭（毛泽东的弟弟）、陈丕显、胡耀邦等同志。他们没有吃的，就去攻打财主、土豪；没有住的，就在荒山野岭露宿……有一次，在打击土豪的过程中，陈一新带领的小分队被敌人包围了。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陈一新留在最后与土匪进行巷战。突然，敌人从背后抓着了他的背包，他立即甩掉包袱，迅速翻墙逃脱。土匪们翻遍他的背包，只找到一双草鞋和几件破旧的衣物。长征胜利后，党组织找打了他们这支与乞丐差不多的队伍。陈一新说，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从未流过泪，可是，见到党组织时，却止步住地落下了泪……
文媛回忆说，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她当时是译电员，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她立即离开住地。在破坏了工作现场后，她未拿任何东西就匆忙出了家门，正巧碰到了杨尚昆（曾担任过国家主席）。她当时并不知道杨尚昆也住在这一块，只是认识而已，也不知道此时各自的状况。情急之下，她只好打出了让他马上离开的“暗语”。杨尚昆顿时敏锐地反应过，。俩人飞快地赶上了一班有轨电车、离去险境。10分钟后，他们居住的那栋楼被国民党军警围得水泄不通……
陈一新夫妇经常向子女们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让他们从小就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直到现在，陈圣海兄妹还时常感慨，无论国内外环境多么复杂，我们都清醒地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历史早以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越来越强大。中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仰望的中心。
陈一新夫妇的孩子们常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党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曾经都是各个战线上的骨干力量，现在虽然都退休了，但我们仍然心系祖国的富强和安危……我们要秉承父辈的遗愿，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
要像包拯包青天那样，旗帜鲜明、秉公执法
陈一新除担任副省长一职外，还兼湖北省公安厅厅长。他平时告诫子女，公安工作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公安人员除了要具备敏锐、机智、勇敢的战斗技能和精神外，更要具备人品正直、心无邪念、秉公执法，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的道德品质。
解放初期，国民党及其反动残余势力作最后挣扎，企图颠覆新中国。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公安部门的工作十分艰巨、非常繁重。陈一新夜以继日地工作，严格审查上报材料、核实证据，严惩一些不法分子，狠狠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
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党扬言要反攻大陆，大陆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充当台湾的间谍，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国家利益，为台湾提供大陆的军事、政治等各种情报。湖北省一位高级干部的儿子就是其中一员。经多方查证，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陈一新将这一情况如实上报省委。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后，将其逮捕，并绳之以法。事后陈一新对子女们说：“‘在其位，谋其政。’得罪人也是不得已的事。我们不能以一己之私，误了国家大事。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就要像‘包拯、包青天'那样，秉公执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一新、文媛夫妇都被反复地批斗过。陈一新因有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幸免遭到人身攻击，而夫人文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一次，造反派准备给她脖子上挂上个牌子游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叛徒”。文媛说：“我不是叛徒，坚决不带，打死我也不带。”可是，造反派硬是强行给她带上。沉重的牌子使得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勒进她的颈部，鲜血都隐隐地流了出来。虽然这样，文媛却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从没有怨恨谁，就连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人来看望她时，她也从来不提此事，只当一切从未发生。夫妻俩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国家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
在陈一新夫妇的教育培养小，他的子女都以父母为榜样，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他们虽然历次了多次政治运动，但始终紧跟党，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规范自己的行为，为社会稳定、国家兴旺增添正能量。他们对自己子女也像父辈对他们一样，言传身教、精心培育。
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和引导孩子们 解放前，陈一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因此，解放后组织上安排他分管公安。由于他长期以来养成了原则性强、坚守机密、严格执法、胆大心细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因此在任期内，他虽然处理了大量案件，但没有冤假错案，更未错杀一人。有一位名为任馨的死囚犯，是何应钦的随身军医，经过查证，他并无血债。被捕后，有人建议处他死刑。陈一新坚决反对，将其死罪改为长期监禁，让他发挥特长，为狱中的犯人治病。他在监狱中表现很好，后来改为有期徒刑。期满释放后继续行医，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
上个世纪60年代，毛主席多次到武汉视察，陈一新总是事先亲自做好安全工作；毛主席畅游长江时，他总是随同左右，从未出现过差错，曾得到毛主席的赞赏。
陈一新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非常勤奋而且非常重视学习，常去大学听课。他的文章写得很好，钢笔字、毛笔字写得也很漂亮。他常对子女们说：“在国破家亡的条件下，想读书都没有条件。你们现在很幸福，你们要好好读书。”有一次，陈一新从北京开会回来，对子女们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科技人才，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报效祖国，国家强大了才不会被外敌欺侮，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再他教育下，儿女们没有辜负祖国的希望，他们兄妹分别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国防大学）和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分别在国防、部队和卫生部门工作，而且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陈一新夫妇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对儿女们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969年陈圣海（老二）在浙江嘉兴高炮部队（现为火箭军）服役。9月8日那一天，国民党高空侦察机（U2侦查机）第五次窜犯大陆领空。陈圣海所领导的高频排是导弹部队的眼睛，接到敌机进入防区的通知后，全排全神贯注地搜索，并捕捉到U2飞机的行踪，精确地确定它的方位，来犯的敌机终于被我军导弹部队成功地用本国自制的导弹和发射系统击落了，全国为之欢腾。自那以后，美蒋飞机再也不敢窜扰大陆了。陈圣海所在的排也因此荣获战功集体一等奖、个人三等奖。
坚决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 陈家兄妹回忆道，在小学阶段，他们读书是供给制，一切都由学校安排。上中学后，家离学校约有三站多路程（那时无公交车）。陈一新夫妇从不让他们坐省机关配给他的公车，要求孩子们步行上学、放学。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一新的司机有空，就自作主张地去学校接孩子。陈一新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司机，并说：“不让孩子们搞‘特殊化’，小孩子吃点苦有好处，更何况比起长征时期的小战士，这简直不算什么。”
陈一新在职期间，经常到基层尤其是边远贫困山区视察、体恤民情。有一次下基层，一位基层干部名叫万留一的同志得了急病，生命危及。医生说：“此病在一万人中难得活一人，必须尽快抢救。”陈一新便毫不犹豫地安排司机用自己专车将其送往同济医院。而自己在这几天里，均是徒步走访。当病人痊愈后感谢他时，他却风趣地说：“不用谢我，万留一，是你的名字取得好啊！”
陈一新夫妻的生活非常简朴，无论是吃还是穿，从不挑剔。凡是有好吃的，他们总是让孩子们先吃，自己常常吃孩子们剩下的东西。他们每天除上班外，其余时间多是看报、读书、写字，或在屋前屋后植树、锄草、栽花，有时也打打太极拳或下下棋。陈一新去世后，子女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除了发现几套旧西装、中山装及换洗的衣物外，别无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房子、汽车及家中设施均是国家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陈一新被平反，恢复了一切职务。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陈丕显代表中央组织部征求陈一新复出、担任公安部部长的意见。此时的陈一新，没说任何怨言，欣然接受组织安排。非常可惜的是，体检时发现他患膀胱癌，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
陈一新、文媛夫妇虽然已去世多年了，但是他们慈祥的笑容、谆谆的教诲、殷切的希望，永远铭刻在儿女们的脑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