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实社历史专刊(首席记者侯震斌 王红卫 苏月建)金寨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地处三省七县结合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将军县。早在1924年,境内就建立了党组织;1929年,先后爆发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1932年底,笫四次反围剿后,国民党为了加强统治,从鄂豫皖三省七县结合部划出土地,设立立煌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解放全境,更名为金寨县。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后,邓小平先后两次来到金寨。第一次与刘伯承一起,从1947年9月14日至22日,历时9天;第二次与李先念、李达一起,从1947年12月29日至1948年2月13日,历时47天。在金寨56天,邓小平胜利地完成了两大重要任务:一是抓打仗,使部队在大别山站住了脚、扎下了根;二是抓土改,对新区土改政策的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挺 进 大 别 山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首先要经过两大天险,一是汝河,二是淮河。1947年8月22、23、24日,刘邓大军以“勇”、“快”、“先”的战斗风范,激战汝河。25日,攻下淮河渡口息县城。27、28日,虽然敌机在息县渡口两岸上空盘旋并低空俯射,但是刘邓大军毫不畏惧,全部抢渡淮河,胜利进入大别山。刘邓大军胜利渡过淮河后,蒋介石发电报痛责部下作战不力:“让共匪轻易渡淮,殊属可惜,是国军之耻”。
31日,刘邓大军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大别山。邓小平政委在光山北向店驻地给野战军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报告。刘伯承司令员在给干部战士们作动员报告时,生动地把多打胜仗和发动群众,比喻为两个“车轮”。
9月2日,刘邓大军在经扶县(现河南新县)姜湾村驻地,专门召开整顿纪律的干部会议。会上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拿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就在这一天,刘邓大军三纵7、8、9旅解放了金家寨(城关),共歼守敌1000多人,击毙敌团长陈铁汉,生俘立煌县县长李宣。9月3日,解放流波、麻埠两镇。4日,随三纵南下的部分太行干部在金家寨成立了中共立煌县委和民主政府。白涛任县委书记兼县长,余光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白鲁克任宣传部长。5日,县民主政府在金家寨(城关)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了伪县长李宣。
9月14日,邓小平、刘伯承随一批“南下”的冀南干部,从河南商城翻越飞旗山(海拔720米、属现金寨县汤家汇镇)来到金家寨,视察战场地形,并与先期到达的部分太行干部会合,重新组建县委、县民主政府。县委书记张延积,县长白涛。并张贴布告,改“立煌”县名为“金寨县”。金寨县从此以崭新的面目出现。随后,刘伯承与邓小平兵分两路,对金寨县进行视察。刘伯承在金寨的东南部视察,邓小平在金寨的西北部视察。
1980年,当年刘帅身边工作人员苗冰舒回大别山省亲,向人们讲述了当年刘帅在金寨东南部地区视察时的一些动人情景和感人故事。金寨县委宣传部根据苗冰舒的回忆,整理成七个故事,分别叫做:“一捧红枣”、“一块冰糖”、“金丝毛毯”、“打狗棍”、“穷和尚”、“人民的温暖”、“人民的聪明之处”,刊载在《立夏节烽火》一书中。
1947年9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不畏千难万险,长驱直入,来到胭脂村长岭岗。当晚,刘伯承、邓小平就住在长岭岗农民李荣兴家,军械科科长杜炳如带领部分战士在龚家湾曹家坪处宿营。曹家坪与李荣兴家相距1华里。21日上午,杜科长找来龚家湾村民张行才做向导,为刘伯承、邓小平带路,直趋关庙小街的河东。至此,刘伯承、邓小平就在关庙小街赵远游家和一姓张家宿营。正巧这天,张家的张老汉老伴过73岁生日,老伴是河南光山人,娘家来了人,张老汉高兴地办了几桌酒饭。晚上刘伯承、邓小平也被邀请出席。刘伯承、邓小平看到乡亲们的热情味,感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于是,刘伯承就高兴地赋诗一首:“爆竹连连飞上天,恭贺太君七有三,待到全国解放时,再来饮酒庆岁年”。邓小平接着说:“你们说,好不好呵?”谁知,就在大家的一片欢笑声中,刘伯承、邓小平却婉言谢绝了这场宴席。
22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关庙出发,经过史铺、仙桃,一路兼程,越过与河南商城交界的锯儿齿(海拔1006米),来到达权店黑河。
27日至29日,中原局和野战军总部,在光山白雀园王大湾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10月初,刘邓命令,放过经麻城和黄土岗北上的敌整编第七师、第四十师后,乘虚夺取湖北麻城县城,随后又指挥了麻城歧亭、新洲柳子巷和靠山铺及李集等战斗、战役。
10月12日,刘伯承在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提高信心,加强斗志》的讲话,对进入大别山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11月上旬,刘邓离开湖北蕲北驻地,翻过鄂皖边界山区,进入皖西地区作战略巡视。
11月9日,刘邓在三纵驻地安徽太湖县刘家畈主持召开旅以上和地方支队以上及工委干部会议。会议于12日结束。会后,刘邓主持召开了贫农座谈会,接着又出席了刘家畈群众大会,刘伯承在会上宣讲了土地法大纲和国内外形势。15日,邓小平在太湖中学召开皖西地区县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思想作风问题》的报告。会后不久,刘邓即率指挥部返鄂东。
11月28日,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王宏坤、政委刘志坚在光山县何畈地区,与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受到了刘邓首长的亲切接见,并聆听了刘邓首长关于创建中原解放区的动员报告。
12月13日,野战军直属部队分成前后两个指挥所,由刘伯承、张际春率野司后方指挥所、中原局、同一纵一起,北渡淮河,向淮西地区展开;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精干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地区指挥二、三、六纵和地方武装与敌作战。
当天夜晚,刘伯承率后方指挥所、中原局机关,按照预定行军路线,赶往光山北向店宿营。
12月15日至16日,刘伯承率后方指挥所,中原局和一纵从息县马团子、柳林集安全渡过淮河,进入淮西地区。23日攻克汝南、正阳、息县、新蔡、项城、临泉、韦寨等地,建立了豫皖苏八分区。
邓小平送走刘伯承后,当即自光山、罗山一带挥师东进,直趋固始、商城。
二、进 驻 金 家 寨
12月28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首长率领前方指挥所来到河南商(城)南达权店黑河村,住在一个老乡家。
第二天,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部,翻过锯儿齿,走进金寨,在一户贫农家宿营。30日,翻过西峰尖(海拔957米)、龙王尖(海拔850米),一路爬山涉水来到金寨沙河下楼房,将前方指挥所设在下楼房的周宅。周宅始建于乾隆30年,坐东朝西。宅院分正屋和厢房两大块,共计53间,建筑面积为1537平方米,占地面积2193平方米。当年正屋的第五栋左边3间就是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的住房和办公室,右边3间为鄂豫皖区党委会议室。厢房16间,后8间为邓小平、李先念的厨房、马棚、厕所,前8间为警卫团住所。
12月31日晚,鄂豫皖区党委会议在周宅召开。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首长,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副书记张建三、县长王相卿、漆店区委书记江川,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段君毅、
五旅教导队政委高治国和军械处处长杜炳如等出席会议。
当时的会议室很简陋,大家都围着一堆冒烟的木柴烤火,邓小平见大家进来,很客气地站起来让坐。江川把到会的同志一一作了介绍。这时,警卫员点燃了两支油松柴,亮光照明了大半边屋子。亮光下,人们发现:邓小平明显地消瘦多了,胡子也很久没有刮了,但两眼仍然是那样炯炯有神,给人一种无限坚毅和充满信心的感觉。
柴火似乎很湿,冒起的浓烟十分呛人。火旺不起来,屋子里很冷。李先念低下头去,对着引火木柴使劲地吹,邓小平也拿着一本书在那煽火。江川悄悄地告诉大家:“这些柴禾全是首长们来到下楼房后,亲自上山打来的!”大家将目光转向首长,原来,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首长们都只穿着一身薄薄的粗布棉衣。相比之下,大家倒比首长们穿得厚实多了。大家觉得有些愧疚,县长王相卿不好意思地把自已身上那件破大衣下角露出的羊毛,向里掖了掖。
火,总算燃烧起来,室内暖和了一些。邓小平亲切地说:“我们从这里路过,顺便找大家来谈谈,你们先讲讲,到大别山后给群众做了哪些好事?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怎样?”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了金寨县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清匪反霸、改造政权的情况。这中间,邓小平再三提醒大家把情况说仔细点,其他几位首长也不时地插话提些问题。大家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寒冷,越说越热火,把几个月来的经历,差不多说了个遍。
县委书记张延积讲了他不久前亲历的一件事。上半个月,敌48师“清剿”一区,当时他正在某村做工作。敌军突然包围了村庄,他突围不成,只好藏在一个老乡家。敌人到处搜索,最后找到了这家,百般威逼拷打,要老乡说出张延积藏在哪里,结果不但大人不说,就连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也始终不肯吐出一个字来。敌人无奈,气恼之下用火烧了这位老乡的房子。事后,张延积要给老乡盖几间新房,老乡坚决不让盖,他说只要把蒋介石打垮了,不愁住不上好房子。
听了大家的汇报,邓小平高兴地说:“嗬!看来你们这里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嘛,你们已经开始扎下根子了”。说到这里,他好象又想起了什么,问道:“同志们思想情绪怎样?从部队上调来的同志安心不安心?”大家说,刚来时有些同志不安心,现在基本上解决了。
“这是最关紧要的一条。”邓小平接着说道,“这一条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说过,红军有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红军要是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些教导对今天的大别山斗争,更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能不能在大别山站得住脚,会不会被敌人赶出去,决定的一环便是团结群众、发动群众”。邓小平把手伸向火堆烤了烤,抬起头来环视着大家说:“你们都是做这方面工作的,你们的一举一动,就象一面镜子,群众就是透过你们来认识我们和我们军队的,因此你们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行动......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个教训。苏联有一本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你们看过没有?可以看一看,看看搞地方工作,单凭热情、武断、蛮干,会闹出什么样的恶果来?”
夜已经很深了,邓小平却毫不疲倦地给大家作指示,还给大家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的精神,分析了整个战局,最后还讲了大别山新区工作中的一些政策问题。听了邓小平充满激情的分析禾讲话,大家对今后的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
午夜时分,大家告别首长。抬头望去,只见万里无云,星斗满天。天空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辽阔、深邃。后半夜的风虽然特别寒冷,但是大家内心里却感到火热火热的。大家边走边说:“这个除夕过得很有意义,这一课上得真解渴。有的还反复背诵着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报告中使人难忘的警句: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走着走着,东方出现了曙光,大家欢欣地迎来了一九四八年的第一个黎明——元旦。
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长长的冰柱就象水晶似的短剑挂在檐前,周宅显得格外妖娆。周宅里住着一位私塾老先生叫周维坤,他正在挥毫书写对联,上联:“营长升连长升连升几级”,下联:“指导员教导员教导前途”,门楣:“立功授奖”。对联贴在门上,邓小平走过来、看到对联,乐呵呵地向周维坤说:“写得好啊!老先生还有一手好字呵!”周维坤连忙回答:“首长言过了,鄙人只是随意而已”。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老先生,用你的如椽之笔,为我们写幅标语怎么样!”周维坤谦逊地说:“怕我写不好呀!”“没关系,多写几遍吗!”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这幅标语,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于是,周维坤就按照邓小平的吩咐,用白石灰水在周宅的围墙上写下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0个大字,每个字大约在50×60厘米。
周宅的村民在邓小平率部到来之前,都躲进了山里,耕牛也散放在山中。邓小平到来后,村民们逐步搬回家中,并把耕牛从山上赶回来,其中一头牛怎么赶就是赶不进牛圈。清晨正在散步的邓小平看到后,也主动加入到赶牛的行列,并亲自将钩子拴进牛鼻子,耕牛“叹了声气”,邓小平就拍拍耕牛,笑着说:“你还不服气呵!”
周宅住了近一个团的兵力。那时,村里只有一口水井,突然增加了这么多人,水井里的水就不够用了。有一天早晨,邓小平出来散步时碰到了一个村民,便问他为什么不去打水,因为村民早晨起来一般第一件事就是到水井打水。这位村民回答说,井水都让部队的人打完了,村民打不到水了。邓小平听后,立即召集部队官兵重新去挖掘水井,要求部队不用村民的水井。这口水井就在周宅屋后50米处夏家冲田拐边,直到现在还剩下一个水坑,口宽1.5米、水深1米,坑边砌有石块,水平如镜。
寒冬腊月,山上的雪被风吹着,象要埋蔽这傍山的周宅。一株河沟边斜歪着的古银杏(白果树),梢头折了下来。银杏树下绑着两个解放军战士,不知他俩姓名、年龄,也不知他俩家住何处,没听他俩说上一句话,只听说他俩是逃兵。他俩为什么当逃兵呢?原来,当年邓小平来到这里,生活极端困难,战士们10天半个月都吃不上一粒粮食,常常靠吃野苦菜维持生活。战士们病了没有药治,冷了没有衣服添加,快过年了,思念亲人、惦记家乡,有的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就打起了逃跑的主意。当他俩跑到横河时,被抓了回来。警卫团团长说,他俩犯的是“逃兵”罪,军法如山,不容留情。公审大会后,两位解放军战士即将被执行死刑。就在这危急时刻,突然传来一阵声音:“不准杀人!不准杀人……”不一会,邓小平走了进来,站在两位解放军战士面前,怒目而视地说:“谁叫你们这样干的?把他们放了!当事人一定要狠狠检查。”
说实在的,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行的是无后方依托的作战,后勤保证十分困难。大别山区经过连连战乱,田地大部荒芜,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又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重灾区,刘邓大军10余万人马,一齐涌向这里,大别山区确实难以承受。部队进山后,首先遇到的是吃饭问题。当时吃粮主要靠到地主家搜,有时为了战斗,战士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向当地老百姓求借粮食。当时,金寨县人口不足25万。尽管具有革命传统的金寨县人民咬紧牙关、省吃俭用,捧出仅有的一粒米,一粒盐支援子弟兵,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干部战士经常是数日不得一饱,严重之时,只得吃清水煮菜,甚至采摘野菜、树果充饥。其次是穿衣问题。秋冬季节,在深山密林里,寒气袭人,有时是阴雨连绵,有时是风雪交加,战士们把从北方带来的全部衣服都穿上也难以御寒,广大指战员赤足踏冰蹚雪,备受艰苦。在邓小平的号召下,战士们自己动手,上山砍柴、打苦菜、采草药、打草鞋、做棉衣,部队在太平山附近的华家湾、汪家湾、铁棚岗、潘家湾、周家湾五处设立被服厂,很快地让全军指战员换上了冬装、解了燃眉之急。但冬去春来,棉衣已退色,战士们尤如叫花子一般。加之连续作战,部队消耗甚大,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万4千余人降到9万余人,并且缺乏弹药和粮食的补给。由于营养不足、过渡疲劳、卫生条件差,伤病员的问题日趋严重,非战斗减员日渐增加。除此之外,部队的经济困难亦十分严重。自进山以来,连干部战士每人每月五角钱的津贴也无力发放,仅有的银元也为买布买药用之一光。当时,军队经费的来源一是靠对罪大恶极的地主家属收罚款,规定送上多少钱、多少布匹来为家人赎罪;二是靠征收来往行商的税款。前种办法不是经常能做到的,后种办法只能在敌情缓和时才能做到,显而易见,上述种种困难,给刘邓大军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三、佳 话 留 人 间
(一)不能白收大娘的鸡蛋
1947年秋,刘邓大军的司令部一度驻扎在金寨县沙河下楼房。住在邓小平隔壁的吴大娘看到邓小平天天和大家一样吃着稀饭和青菜,心里很过意不去,于是,便把准备留给女儿坐月子吃的一篮鸡蛋煮熟,叫警卫员拿过去给邓小平吃。邓小平说:“这怎么行?”说罢,便叫警卫员送一块银元给吴大娘。
吴大娘很生气地对警卫员说:“我要是急着用钱的话,鸡蛋不早就卖了?”她坚决不收。邓小平说:“那就把鸡蛋再送给吴大娘。”吴大娘更生气了!她对警卫员说:“跟你们首长说,我儿子也是红军,你们住在这里,就是住在自己家里,难道吃几个鸡蛋还要给钱?你把鸡蛋拿回去,哪个首长说不要,就叫他自己给我送来,我跟他说说理!”警卫员只得把鸡蛋又拿了回来。邓小平提着那篮鸡蛋来到吴大娘房里,对吴大娘说:“大娘,你关心我们,我们领情了。但是,革命军人吃老百姓的东西是要给钱的,这是纪律。听说你儿子也是红军,他吃了老百姓的东西也一样要付钱呀!”吴大娘说:“你们的政策我懂,但是,这和别人家的东西不一样。你们住在红军家里,吃自家的东西,不算违反纪律!”说着,硬是把鸡蛋提到邓小平的房里,转身就走了。这时刘伯承进来了,听邓小平说了吴大娘送鸡蛋不收钱的事,也很为难,他想了想:“还是老办法,我们临走时,把钱留在她家神台上!”邓小平说:“好!”
(二)坚决找回大爷的耕牛
一天晚上,邓小平和李达参谋长在下楼房与漆店区委书记江川一起研究土地改革问题,一位姓漆的老人来告状,说他的耕牛被解放军牵走了。房东吴大娘说:“你胡讲什么,这里住的是人民军队,就是当年的红军,他们怎么会拉你的耕牛呢?”这时,邓小平刚好从屋里出来,问吴大娘发生了什么事。吴大娘就向邓小平说了漆老头找耕牛的事。邓小平便详细地询问了他丢失耕牛的情况,并且说:“真是解放军牵了你的牛,他一定会还给你的。”邓小平心想,这肯定是一场误会。于是,就叫江川和区武装工作队好好查查。第二天中午,江川报告说,前天夜晚,二纵十三团在黑河村和抢劫老百姓财物的土匪打了一仗,耕牛是土匪抢去、又被十三团同志抢回来的,因为当时不知道耕牛是谁家的,所以就放在十三团养着,他们准备开个群众会,让群众来认领。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说:“十三团考虑得很好,要让他们在群众会上好好宣传一下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欢迎人民群众监督人民军队。”第二天早上,漆老头提了一篮糍巴和一袋红芋来见邓小平,连声说:“我是来请罪的,你们军队这么关心老百姓,我却冤枉说你们军队牵了我的牛……”邓小平说:“一点误会,没有关系,你丢了耕牛向我们报告,说明你老人家相信我们。”漆老头一定要邓小平收下糍巴、红芋。邓小平说:“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你老人家理解我们。”漆老头说:“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穷人,你们不是说军民一家吗?”邓小平看一时难以说服他,又见他满脸惭愧之情,便说:“我们可以收下你的东西,但必须付钱。”他叫警卫员拿一块银元给漆老头。漆老头说:“长官,你吓死我了!这点东西最多值几十文钱,你却给我这么多钱,我怎么也不能收啊?”邓小平说:“军民一家,就算是我们互赠的礼物吧。”
(三)与普通老百姓促膝谈心
土地革命时期,周宅有一对新婚夫妇,新郎叫张公森,新娘叫周时英,结婚那天,张灯结彩,一家人喜气洋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新郎把新娘迎进了洞房。就在这时,从门外闯进来一个叫张小华的小伙子,他把新郎叫了出去。新郎这一去,直到五更未回。洞房里的新娘就在焦急等待中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新婚之夜。
第二天一大早,又来了一位青年男子,他捎来口信,说新郎在长岭关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说着就把新郎的血衣交给了新娘。新娘接过血衣,想着花烛未尽人已去,突然失去亲人的她,再也忍不住了,她一下子扑在新郎的血衣上,失声痛哭起来……
新娘含悲忍泪,料理了新郎的后事。在新郎坟前,新娘立誓,一生守寡,永不改嫁。
邓小平听了周时英的一番凄凉身世后,语重心长地对周时英说:“老妹妹,你是我们红军的好军嫂呀!”
那时,周时英已年过四十,仍然一直没有改嫁。她勤劳能干,说话轻言细语,有文化、“喝”了17年的墨水,肚里有主意。她爱精致、爱素净,总是把房间里、灶门口、菜地里,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干干净净。
一次,周时英对邓小平说:“我家有36口人,长工6人,去年12月20日就听说共产党的部队要打来,我们恐慌万分,我家老爷子带着家门先后出走了,只留下我和我弟弟时勉、弟媳漆承香,还有我维坤叔和孙子世常。我们没有走,因为我们是相信共产党的,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而人民的军队是爱人民的,是不会乱杀无辜的。”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你说的很对!”周时英接着说:“1929年立夏节起义后,红军把我家的土地全都没收了。后来,我去找了周维炯,维炯叔按照我家的人口数,又分给我们50亩。”邓小平说:“那是对的!”周时英又接着说:“后来,我家德熙老爷子很不高兴,要去找维炯叔重分,我把他叫住了。我说这是共产党的政策,《政纲》和《细则》上讲的都很清楚,维炯叔是秉公办事的。”邓小平说:“谢谢你,你为我们做了群众的工作。”“区区小事而已。”周时英接着说:“后来,红四方面军撤离了,有些地主仗着国民党军队,对农民又进行了反攻倒算,使一些农民丧失了已分得的土地。我们家没有这样做。”“这是你的功劳嘛!”邓小平接着说道:“你做得很对呵!可惜呀!象你这样的开明士坤太少啊!”
过了一会,周时英又换个话题说:“现在你们成立了贫农团和农会,开始分浮财,我们有些地主警觉很高,一听说,就把粮食和贵重物资都运走了,有的出卖变成现款带走了,我们家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想起来,有些愧疚。当初,我们就不应该这么做。”邓小平听了温情地说:“老妹妹,话是这么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是拥护我们的嘛!你虽然没有给我们财粮,但你家的房子都给了我们住,屋里的东西还给我们用。你的弟弟和你的弟媳天天为我们做饭、洗衣服,还把自己的衣服毁掉为我们做军鞋。你的孙子天天为我们烧水、泡茶、放马、喂马,你的维坤叔不仅把下锅的米拿出来给我们吃,还常常为我们带路、送信、跑外交,这些不都是在支持我们工作吗!你的贡献就更大了!你丈夫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光荣牺牲,你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情报,我要好好地谢谢你啊!”
(四)实事求是开展土改
和周时英的这次聊天,给了邓小平一些启发。不久,邓小平就在周宅召开了贫农团代表会议,进一步了解土改情况。贫农团反映,不断有农民将分给自己的田地上插的牌子偷偷地拔掉,不敢接收。经过认真分析,大家认为这里敌情严重,群众有顾虑,如果强行土改,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还要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情况,掌握更多实情,邓小平决定,再到周边县域了解一下。
1月16日至23日,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来到金(寨)、商(城)、麻(城)边区进行调查,陆续发现到一些不正常现象。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种:有的地方在打击地富时,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分了中农的田、动了中农的产;有的地方分财物、分田地时,只有少数积极分子敢分敢要,多数基本群众不敢分、不敢要或只敢要弱小地富的财产和田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豪绅地主的财产和田地;有的地方甚至是因为干部做了很多宣传番解释工作,群众没办法、只有表面上要了,等干部一走,又把分得的财产、田地送还给地主;有的地方、有些群众,白天勉强接收了,夜晚又送还了,甚至还给地主、富农赔礼道歉;有的地方表面分了,背地里却和地主、富农达成协议,改为租田关系,还有一些地方的地痞流氓利用外来干部不了解新区情况的弱点,冒充“积极分子”霸占斗争果实;“在分浮财中,贫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此外,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捉人、乱打人甚至乱杀人问题。
中原局得知这些情况后,指示:“各区严重注意”,并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电示各地:“过去我们在策略上犯了打击面(宽)的错误,今后应注意”;提出“杀人愈少愈好,禁止乱杀”,规定“对中农应检查,过左的即纠正”,对“中农采取不动政策”,“在中心区暂不斗富农的财,在游击区暂不动富农、小地主”,“对富农作些让步,退还一部分财产”,让“逃亡的地主富农回来”,“务求做到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经过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后,同年1月24日,邓小平一行回到了下楼房周宅。在周宅,邓小平对调查的资料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并进行 了认真的构思和酝酿,及时召开干部会议,讨论研究纠正方案和具体办法。
1月30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政策问题》的综合报告,分析了大别山区的特点和阶级状况,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划分两种区域(巩固区和游击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的观点。
《报告》共分六个部分:一是大别山区的特点;二是大别山区1200万人口,我们要力争600万人巩固区(经过严重的斗争),另有一半人口的地区则将是较长时期的游击区;三是在游击区域一时期还说不上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及我军在游击战斗中坚决执行的打土豪分浮财、组织秘密贫农团,积极发动群众的政策;四是国民党在统治区普遍实行管教养纪四位一体的保甲统治;五是现尚未发现开明士绅出面与我合作;六是商人对我的态度一般尚好,因我负担很轻或尚未负担,买卖公平。
《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政策问题》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了大别山区的土地改革状况、阶级状况,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报告》象一剂清凉剂,使“左”的急性土改的温度迅速降了下来。正是在这一报告的思想指导下,大别山区的土地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起来。
后来(2月4日),中原局民运部根据毛泽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精神,针对大别山区在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发出了《关于团结中农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在目前农村阶级斗争白热之际,必须明确的依靠贫农并与中农联合,若在联合中农问题上不给以应有的与适当的注意而使贫农的斗争陷于孤立,那是很危险的。”
随后(2月8日)邓小平在《覆毛主席征询新区斗争策略与群众组织形式的问题》的报告中,根据大别山解放区在土改运动中所犯之急性病错误的教训,提出“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1、根据地之建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两载所能达到。2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级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针对大别山区前期斗争情况,邓小平写道:“我们南进后,由于对形势过于乐观,对困难估计不足,企图迅速完成土改,确定根据地,故五个月的成绩尚微,确有急性的毛病。”毛泽东十分赞同这些意见,并向全党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邓小平的报告中提出的新区土改政策,被中央所肯定,成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依据。从此,大别山区的社会秩序明显好转,春耕生产大有起色。群众说:“早这样办就好了!”
次年2月2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前方指挥所,经过界岭,来到长岭关郑湾,在郑贤康家宿营。第二天,邓小平喂马,边喂边绕有兴致地对几个战士说:“这第一乐事,就是拔草喂马。看着这宠然大物,温驯地磨动它松软的大口、整齐的犬牙,在你手中吃嚼青草的时候,你觉得它有说不尽的妩媚呵!”逗得战士们哈哈大笑。第三天他们就离开了。留下的马槽,长1.5 米,宽0.7米,深0.5米。马槽一直在郑贤康家保管着。
2月4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前方指挥所来到红家榜。红家榜原名洪家塝,1982年金寨县在开展地名普查时更名为红家榜。当年邓小平一行就驻在红家榜廖允茂的老屋。老屋共计11间,光绪21年建造。廖允茂是个士绅,在汤家汇笔架山念过书,直接受到詹谷堂、袁汉铭、罗选青等老师的教育。
据廖肇才老人介绍,当年,他看到一个人身穿灰色军服,骑着一匹大白马过来,个子不高,大大的眼睛,听说是邓小平。不一会儿,来个士兵,递上一份电报,另外一个人接过电报,交给邓小平。邓小平看过后,在上面批字,传给士兵,士兵接过电报,退三步,行个军礼,转身,骑马而去。邓小平在红家榜期间,每天就出来两次,天亮出来一次,傍晚出来一次,他出来就在屋前屋后溜达溜达,后面还跟着几个警卫员。40分钟后,他就进屋里不出来了,一天三次的饭都是送去吃,吃了饭就看报纸、听电台、写文章。
2月7日,中央军委电令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这时的邓小平还在红家榜。2月9日,邓小平签发就部队情况向军委发出的报告:“我野战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裕)的机动,实属必要。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的机动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的圈子。我们指挥所则相机转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此报告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前指一面指挥反“围剿”作战,一面部署主力撤离后的地方工作,并公开提出“精简笨重武器”、“走出大别山就是胜利”。腊月三十晚上,邓小平乘人们都在屋里过大年、守年岁、不出门、不串门。命令部队将炮弹等贵重武器和物资,悄然无声地搬运到两华里之外的东冲村张湾和鹿湾两处的古墓穴里,储藏起来。
2月12、13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前方指挥所走出大别山金寨县,北渡淮河。2月24日与中原局和刘伯承、张际春所率之后方指挥所在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以南之韦寨会合。
1948年3月29日,刘邓野战军主力全部转出了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一共度过了216天(从1947年8月27日至1948年3月29日),其中在金寨运筹帷幄56天。在56天期间,刘邓大军先后解放县城23座、歼灭敌人正规军6千余人、反动地方武装8百余人,并建立了17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取得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第二个回合是积极寻机歼敌,进一步完成战略展开。第三个回合就是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互配合起来,实施战略再展开,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进攻。经过三个回合的斗争,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并且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指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一种。
作者:胡遵远,单位: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