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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历史
中实社安徽讯《首席记者侯震斌》去年7月1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与世长辞了。今年，则是万里同志诞辰的100周年。因此，在这2个特殊的年份里，金寨人民、安徽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更加思念、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他曾经在安徽任过职、当过书记，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从安徽拉开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而促使他痛下决心、改弦易张、抓农村改革的直接原因就是他在金寨的一次泪流满面的走访和调查。
一、危难之时，受命来到安徽“救火”
已经是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持续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尽管，著名艺术家常香玉用她那河南梆子特有的高亢、豪迈的唱腔，把亿万人民的喜悦之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但是，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这时，万里刚被“解放”出来，原本是派往湖北省工作的，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当时，邓小平虽然还处于半解放状态，尚未公开露面，却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到了安徽。
当时的安徽，是死水一潭。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唯独安徽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还在捂盖子。一捂，就是八个月。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顾不得旅途的劳累，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就快刀斩乱麻，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抓的抓，不姑息、不迁就；同时为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并及时将那些根本没有问题、却被“靠边”和仍然关在“牛棚”的干部解放出来，迅速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这果断而有力的一套“组合拳”，很快地将死气沉沉的安徽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万里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大街上竟然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要求紧急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万里这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决定亲自下去做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二、深入农村，调查走访了解实情
准备历时二十多天的调查走访，万里指定王光宇和他一道下去。王光宇在新的安徽省委班子中，是一个老资格的农业书记。早在1954年，王光宇就是安徽省委的农工部长，一年后升为负责农口的副省长；1957年便出任分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十多年来，他一直就在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农村工作。
万里的出行很简单，他和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他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让自己的秘书坐王光宇的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二十多个市县，他一不开会、二不作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在定远卢桥，看到一个上身没穿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万里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山芋(红薯)干子！”
万里听罢，良久无语。
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盖的是烂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于是，万里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他忍不住地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了，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就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最让万里感到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7日，万里前往革命老区金寨县调查走访。
“万书记，金寨县委书记带着他的班子来迎接你了！”秘书提醒万里。万里回过头去，只见书记、县长、副书记、副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县委办主任等八、九个人，风尘仆仆地向他这个省委书记走来。
“万书记，来之前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金寨县委书记接着向万里逐一介绍身后的八、九位大员。万里逐一握了手，说：“这一段工作强度太大了，想换换脑子，随便转一转、看一看。不需要这么多人来陪我，金寨还有60万人口，你们该干啥干啥去。给我一个县办主任当向导。”
“王主任留下，其他人跟我回去。”金寨书记下了命令。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情愿地离开了，他们心里在打鼓：新书记、新作风，厉害！
——在立夏节起义旧址－－丁埠大王庙前，万里认认真真地听取了党史人员的讲解。
——在革命历史陈列室里，万里认真地查看了件件血迹斑斑的文物。
——在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万里向烈士们献上了花篮、脱帽鞠躬。
——在县城红军村干休所，万里看望了离休老红军，召开了座谈会。
——在梅山水库前，万里与人们合影留念……
中午，万里一行在食堂里吃了一顿便餐，便翻山越岭，深入到边远山区，到一些当年的老红军和烈士的家中去访问，和他们促膝谈心。
万里乘坐的北京吉普车行驶着，前面一座大山横着、挡住了去路。于是，他们不得不下车翻山前行。王主任说，山前有一个村庄，那里有十几家农民，其中，七家是红军家庭。
翻过大山，伫立山顶，远远望去，几幢房子，没有规则地散落在向阳的山坡上，犹如一把棋子散落在棋盘上。王主任用手一指，说，“前方就是，靠近那棵大树下面就是一家老红军。”
万里擦了擦汗，说：“我们就到树下的老红军家瞧瞧去。”
他们接着前行，来到树旁。这是一幢没有院墙的土坯房。土坯房原是三间，年久失修，塌陷了一间，实际还有两间。房子左边是新打来的柴草。房门斑驳陆离，不成样子了。老爷子躺在门口的地上晒太阳。王主任走上前去，说，“老人家，这是省里的万书记来看你了。”老人目无表情，只是坐了起来。万里也随手拉了一把柴草垫在地上，与老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唠起了家常。
万里问老人家，“你们村红军烈属、军属有几户？”老人说有7家。
“你家是吗？”老人说：“我爹死时才惨哩，我才13岁。收尸时一条大腿还被狗吃了。”
“现在家里几口人吃饭？”老人说：“四口，我和我屋里头（爱人），还有两个没过门的闺女。”
“生产队里一年能分多少粮食？”老人伸出三个指头，“每人每年不到300斤。”
“这300斤粮食能吃多长时间？”老人说: “瓜菜一起吃、省着吃，顶多能吃九个月。其余3个月就要饿肚子啦。”
“你家现在一天吃几顿饭？”老人说: “一顿。”
“你吃过了没有？”老人点点头，说是吃过了。
望着老人严重缺血的脸孔，万里缓缓地站了起来，老人下意识地说，屋里坐吧？万里说，我要看看你的家。
老人推开了门，告诉家里人说有客人来了。
万里进了屋，两眼一扫，只见这家家徒四壁。这边是锅，那边是床。母亲和两个闺女在床上，缩坐在一起。旁边的被子已露出了棉絮。
老人说，“客人来了，烧锅茶么！”母亲正要起身，忽然想起自己和女儿没穿裤子。原来他们全家只有一条裤子，穿在了老头的身上。
母亲起身的一瞬间也让万里和同行人尴尬万分。万里借机转到灶台旁，他揭开锅盖，里面是菜粥，一股发了霉的剌鼻的味儿直冲他来。万里紧锁双眉，从这家出来，他一言不发。
“我们再看看另一家吧？”万里向身旁的王主任提议。
王主任又把万里领到一家红军老战士家。
这家老红军姓陈。陈老先生14岁参加工农红军，膝下无儿无女，时下已经71岁，他与小他7岁的老伴相依为命。两位老人骨瘦如柴，手臂上的青筋鼓得老高，脸颊像核桃似的，营养极其不良。70岁的人长得比80岁的人还显老。
老人对前来的万里说，“前天不知吃了什么树叶子，五天没有大便，多亏老太婆用树棍、硬是把石子般的粪蛋从肛门里一点一点地给抠出来，要不然今天还见不到你们哩！”
万里问粮食还能吃多长时间？老人叹了口气：“不说了,说起来丢人。我这么捉摸着，民国那时很苦，也没有我们现在苦哇！那时我们革国民党的命，革日本鬼子的命，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现在倒像革自己的命啦，真是有生不如死的想法。总盼着这穷日子能过去，因为我相信党，我本身也是党员呵！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就盼着吃顿饱饭，可是现实却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呐。你们都是上边的人，给中央反映反映。过了初一，还有十五，我这条命也不长了。”老人说完眼眶中涌出一汪泪水……那泪水中满含着他对中央的一片深情啊！
从这位老红军家里走出来，万里又来到另外一户农民家。看上去这户农民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哪？”
中午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爱人呢？”万里问。妇女说：“干活去了。”“那三个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才径直地向锅灶走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这才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望着绵延八百里的大别山，万里默默地想，虽然你山青水秀、层林尽染，然而你却养活不了自己的儿女？是天灾还是人祸？万里不能再沉默了！当晚，在金寨县（扩大）会议上，他第一次摔掉了自己的帽子，他激情四射！他把自己全天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地向大家兜撒出来，质问在座的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从书记到县长，他一个一个地挨着问，目光灼人。最后他长叹一声: “中央把我派到这个省，我万里也有责任呵！想想我们解放都快28年了，老区还是这样穷，我们对不起老区人民呵，四口人一条裤子、食不果腹，我们何颜以待?问心有愧呀！过去只听说大别山区还很贫穷，但是没有想到竟然贫穷到这般地步！老是莺歌燕舞，这个问题不解决，三年禁讲莺歌燕舞！讲实话是要被打倒的，我已经是第二次被打倒的人了，我不怕第三次被打倒！救火救急。你们立即调查，金寨究竟有多少人过不了冬，缺欠多少，如实上报，我来救济！”
大家一阵掌声。在这次会议上，针对老区人民生活极其困难的实际，万里说，你们山区竹子多、木材多，能不能搞一点竹木加工？不要搞大的，要搞小的，比如：筐子、篮子、杆面杖、洗衣板，等等。要打破束缚生产的条条框框。这样，生产搞起来了，你们山区多余的劳动力就有事情干了，就能把劳动力充分地利用起来；生产搞起来了，就能增加群众收入、改善群众生活，好处很多啊！万里还说，听说你们有些农民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为什么不能利用山林资源、多发展一些竹木加工，增加群众收入呢？山区的水利资源充沛，可以多办一些小型电站嘛。
听说山区面貌贫穷落后，万里说，金寨是老根据地，对革命贡献大，老区人民在半个世纪以前就闹革命，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了，可是，你们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都还很差，这就要你们努一把力、办一些事。一是交通问题。宁可简单一些，一定要把公路都修通。你们计划一下，民工建勤也好、民办公助也好，要尽快地把全县的公路都修通，越快越好，公社要先通车，省里可以考虑支援你们一些交通工具。二是解决国家兴修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占用你们十万亩土地的问题。你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库区生产搞上去，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当然，国家也要尽力支援、尽快落实电费提成问题。万里一再指出，你们县现在有的农民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怎么能搞好四个现代化？你们没有大工业，可以把小水电发展起来；要积极地办一些社队工业。不搞一点副业、不办一点工业，是不行的！中药材光靠野生不行，要有计划地种殖一些。粮食问题，要努力地提高单位产量、搞好科学种田，要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前提下，造一部分农田、扩大耕地面积。
万里对山区人民的生活非常关心，反复询问：金寨有哪些地方病？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办得怎么样？万里说，山区为什么痴呆多？主要是近婚、早婚造成的。山区的卫生事业要搞好，要开展卫生宣传、普及卫生知识；要提倡晚婚晚育，加强计划生育方面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也要发展起来，还有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也要大干快上。万里最后说，发展面临的矛盾很多，你们要看准一个、解决一个。比如，水库周围的问题，或工或农、或渔或副，怎样把经济发展起来？你们要想办法，要尽快地把生产搞上去。
一个星期后，金寨县要求的救济报告送到了省委，送到了万里的桌上。万里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拨批金寨县救济金120万元；救济棉14.5万斤；救济棉布108万尺；救济粮50万斤。
消息传到金寨，老区人民奔走相告。那位姓陈的老红军领到救济粮时，才知道当时到他家做客的就是省委书记万里，他激动地说,有这样的好干部，我们党有救了。以前有个包青天，现在有个“万青天”啦！安徽有希望啦！
从金寨回到合肥，万里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是动了感情的，“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二十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十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里面有问题！这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了！“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都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几次都说不下去话了。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很平常，可在当时，他提出“必须改弦更张”，真的让在座的常委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震惊全国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做了新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
它的主要内容是：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
这些内容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涉及到“原则问题”，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禁区。比如，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过去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文件中却规定不仅允许，还要“鼓励”；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过去一直是批判的“自由种植”，文件中却规定要“尊重”，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却仍然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是它坚定、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他却以改革的名义，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之中的气魄与远见卓识，义无反顾地“正本清源”、冲锋陷阵，他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然而，道路是曲折的！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万里在安徽主导的农村改革，好象与全国的形势很不“协调”！一时间，金寨与大寨，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史上一个对立的“两极”。
山西的大寨与黑龙江的大庆，是当时中国农业和工业战线上树立的两个典型。而万里却在安徽搞出的一个金寨与凤阳，当时的人们都说：这无疑是与中央对着干。
1978年1月4日至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万里的这一举动，显然引发了中央少数保守派的极大不满。正面交锋由此开始。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上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并鼓励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的自主权“鼓与呼”。而与此同时，保守派们的动作要比万里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他们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针对当时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据介绍，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的经验好，不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烈的火药味。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万里回应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也可以写文章，我们就和他们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
后来，遵照万里的意见，安徽省委派张广友等人到六安、滁县地区了解广大农民对《六条》的反应。
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张广友等人到了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六条》。张广友问一名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老汉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
定远县严桥公社一些生产队干部说：“《六条》规定实在好！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交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制宜地搞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
《六条》冲破了种种禁区，一和群众见面，就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2月，《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发表通讯、介绍《六条》。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旱，大部分地区八、九个月没有下雨。这场大旱，让不少地方秋季无收，秋种也难以进行。
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安徽省委于9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加困难。与其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灾荒。”
安徽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安徽省委做出“借地度荒”的决定，也是经过激烈争论的。有人认为，借地度荒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人说，为什么借给社员个人能种，集体不能种呢？这是以“借地度荒”为名，搞分田单干，是方向、道路问题。
万里解释说，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只要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
安徽省委做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各地秋种迅速超额完成了任务，大部分边地也种上了油菜、小麦和蚕豆。据统计，仅这一措施，安徽全省就增加秋种面积1000多万亩。安徽1978年虽然遭遇了严重旱灾，但是第二年夏收之后，形势迅速好转。
安徽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值得注意的是，“包产到户”并不是一蹴而就，中间经历了“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等多种形式。
联产到组，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计酬形式，除定额记分、按时记分加评议(当时普遍实行的形式)之外，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联产到劳，即按劳力固定地块，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
“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的典型，史料记载均是最先出现在滁州。时任滁州地委书记的王郁昭被称为“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王郁昭在自传《往事回眸与思考》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当时滁州地区出现了新街、魏郢、广大三个典型，在大旱之年实现了大增产。特别是魏郢生产队，全队只有21户、101人，男女整半劳力41人，分成两个组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后，非常接近“包产到户”。
张广友等人前往这几个生产队调研，写出了《灾年创高产 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包产到组的调查》等文章。张广友后来回忆，万里把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看成是农业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为此，万里让张广友把几个典型结合起来，写了一篇《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的报道，并请李瑞环把关。万里说：“李瑞环哲学学得好，理论水平高，又是农村出来的，对农业和农民情况比较熟悉，请他看看。”
张广友回忆，李瑞环看了之后，非常赞同和支持，并提出很宝贵的意见。由于当时中央规定有两个不准，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因此，在后来公开见报的稿件中，类似现象一律被称为“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者“联产计酬、责任到人。”
1979年3月，《联产计酬，责任到人》这个提法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
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实施“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等举措，有些地方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及“包干到户”。
“包产到户”，即：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条件下，把耕地农作物和某些畜牧业、养殖业和副业生产任务承包给农户负责，之后先将产量上缴给集体，然后再分配，超产奖励、减产赔偿。
“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合同中不规定生产费用限额和产量指标，由承包者自行安排生产活动，产品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公共提留以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即“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包干到户”的典型已经为大家熟知，即安徽小岗村。
“包产到户”的典型，则是肥西县的山南镇。
在1978年的这场旱灾中，肥西全县三条主要河流断流，124座中小型水库枯竭。不要说庄稼无法成活，就连山上的一些野草也干死了。
大旱之下，肥西本不算安徽最穷困的地方，日子也过得格外艰难起来。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被称为“汤大胆”，得知省委允许借地度荒后，汤茂林9月中旬在黄花油厂召开了支部大会，大队党员24人，来了23个。
当时负责作会议记录的权巡友回忆说，会上，汤茂林首先带领大家学习省委“六条”和“借地种保命麦”的决定，号召大家想想办法。大家一致反映：借地是个好办法，但三分地太少了；而且说是借，社员们担心还要往回收，心里总不踏实，大家讨论到凌晨，议出来了一个“四定一奖”办法来，即：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种油菜；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定产量，麦子每亩上缴队里100公斤，油菜每亩50公斤；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分200分；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汤茂林说：“我们得做好两种准备，对群众说包，对外就说是借。”这就是“包产到户”。
山南人的创举推动了农村改革进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和非议。1979年5月21日和12月13日，万里两次来到山南小井庄，主持召开了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座谈会，给予了充分肯定，让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
不过，由于“包产到户”收了粮食后，还要交产生产队再分配，超产奖励等，比较麻烦。“包干到户”比较简便，在群众中实行起来也方便得多，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所以，后来中央在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地方农民接受的都是“包干到户”。
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借地度荒”，再到“联产到组”、“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形式，直至最后形成的“大包干”，安徽的农村改革至此已呈现出具体轮廓。
此后虽经过多次反复及争论，但改革的趋势不可扭转。1980年初，安徽省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使干部群众期盼已久的包产到户在省内有了“户口”。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文件指出：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982年1月，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肯定包产(干)到组、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从此，“大包干”终于从安徽地方“户口”变成了全国“户口”。
万里在安徽期间，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的肥西县山南镇“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崭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中央给万里总结的五大功绩之一，其余四大功绩分别是：
在北京市工作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圆满地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的建设任务，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任铁道部部长期间，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实行全面整顿、把铁路系统作为整顿突破口的主张，认真贯彻落实整顿的方针，迅速扭转了铁路系统的混乱局面。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委员长期间，他强调要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出了要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人大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人大的中心任务。
1992年10月，根据党的十四大重大决策精神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万里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并且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万里，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万里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金寨人民永远怀念他！
（本文依据金寨县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文件和记录整理而成，并参考了相关书籍和网络资料。）
胡遵远同志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和文字工作，先后在各级各类媒体上发表新闻报道1000余（篇）条。其作品《壮丽的青春之歌----记全国优秀大学生刘晓松》被评为安徽省《党员生活》杂志好稿，受到奖励：《最是感人故乡情----记金寨籍老红军李世彬》被评为六安市新闻二等奖：他本人还被《中国民生经济网》评为全国优秀通讯员。近两年，胡遵远同志开始从事纪实文学写作，至今已有《胡耀邦与金寨及金寨人的故事》、《金寨之行使万里痛下决心抓农村改革》、《李克强总理与老区金寨的希望情结》、《邓六金、陈兰两位老红军曾为金寨“鼓与呼”》、《余则成、翠萍原型之一-----金寨籍老红军王文、王凤岐的传奇人生》和《红色金寨的辉煌革命历史》、《金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六个集团军与金寨红军有渊源、血脉关系》、《红色金寨的十张“靓丽名片”》、《老区金寨的23个闪光数字》、《总书记听过的讲解词》、《总书记参观红军广场侧记》、《总书记考察金寨全记录》等一大批纪实文章在全国各级各类60余家网站和《中国老区建设》、《百年潮》、《中国人才》、《转业军官》、《大江南北》、《党史博览》、《铁军纵横》、《安徽政协》、《党史纵览》、《决策》、《志苑》、《安徽档案》、《江淮时报》、《实践论坛》、《皖西日报》、《新周报》等20多种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2016年9月，在《中华文艺》组织开展的“全国最具影响力诗人、作家”评选活动中，胡遵远同志被评为“全国最具影响力作家（全国5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