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 红色-历史
中国实事求是新闻社安徽讯《记者侯震斌 苏月建 王红卫》10月3日历史专刊金寨特别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目前，举国上下都在通过不同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以此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长征，是英勇伟大的！长征，是神圣无比的！长征，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无论怎样宣传，怎样纪念，都不为过！这里，我想说的一点是，在我们大张旗鼓、浓墨重彩地宣传、纪念参加长征队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留在根据地、与国民党军进行艰苦奋战、殊死搏斗的红军队伍。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这支队伍，1933年1月在湖北麻城大畈（现属河南新县）正式组建，1933年10月在我们安徽金寨重建，1934年11月在安徽岳西再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坚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二十八军英勇顽强、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使得党在鄂豫皖地区点燃的革命烈火始终熊熊燃烧，红军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在大别山上始终高高飘扬，使得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和整体红军的战略行动得到有力的配合！同时，还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年轻、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能打胜仗的红军队伍，以致后来成为我党领导敌后抗战的重要武装支撑。
红二十八军，虽未长征，却不亚于长征！
有鉴于此，笔者在广泛搜集、整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的一支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直接诞生于金寨的一支长征一支长征队伍）的长征历史和感人故事的同时，又搜集、整理了一些有关红二十八军的光荣历史和感人故事。现予以发表，以飨读者、以示纪念。
一、 便衣队是鄂豫皖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创举
便衣队最早出现于1933年7月间，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为了既能反击敌人对革命老区的疯狂进攻和血腥报复，又能更好地保存自己，中共红安县二程区委和仙居区委摸索和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对敌斗争武装和方式。他集党政军的职责于一身，既是当地党的区委（工委）或支部，又是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和军事组织。便衣队人员少而精，三五人一队，身藏短枪、匕首进行活动。队员基本上是当地人，熟知民情、地形，战时是兵、平常是民，来得快、去得也快，因而不易被敌军发现，但却最容易发现敌军，善于避敌之长、击敌之短。
便衣队成立后，在为红军筹粮筹款、搜集敌人情报、偷袭敌人据点、碉楼，捕捉反动分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鄂豫皖省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对这种对敌斗争形式给予充分肯定，说它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并以鄂东北道委书记的身份，举办便衣队训练班，向鄂东北各县推广这个经验。他将便衣队的任务概括为：做群众工作，侦察敌情，发展党组织，扩大武装，打击小股敌人，处决地方反动分子，负责上级党政军机关和红军的给养。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在1933年11月10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现在最有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省委“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在省委的领导下，便衣队迅速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势由此出现转机，局面大为改观。
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后，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根据省委指示，将分散的红军集中起来，迅速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几乎天天处于敌人的围堵之中，部队根本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立足。于是便衣队这一对敌斗争的形式便引起了以高敬亭为首的边区党组织和红军的重视。斗争的实践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便衣队是对敌斗争的一支坚强的重要力量，能完成主力部队不能完成的某些任务，已成为坚持老区、开辟新区的重要力量，是党和红军联系群众的桥梁、主力红军的得力助手、插向敌人心腹的利刃。”于是，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就把组织与发展便衣队放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
高敬亭不仅要求地方党组织大力发展便衣队，还亲自选派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战士，协助地方党组织来发展便衣队，并给他们独立处理党政军大事的权力。便衣队经过残酷斗争的锻炼，独立作战的能力很强，红军主力部队在外线牵着敌人兜圈子，便衣队就潜入基层大显神通，开辟出一小片又一小片的游击根据地，来作为红军的依托。他们开展工作的主要方法是：“依靠地下党和革命群众，从单庄独户开始，立稳足后，再用亲连亲、邻连邻由点到面的方式开展工作，由山区到平原、由一点到多点，点面开花连成一片，由一个队到几个队，由秘密活动（组织秘密的农民小组、妇女小组、青年小组、发展地下党员）到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到公开建立小便衣队和游击队，成立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基层政权，开设山林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建设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便衣队日益发展壮大，敌人视为心头之患，开始动用主力部队分片清剿。高敬亭则令各便衣队：“以智慧与勇敢，与敌巧周旋，以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粉碎敌人的清剿，不满足于虎口余生，要在斗争中进一步得到壮大与发展。”于是，各地的便衣队便开展起“七破”（即破并村、破搜山、破坐探、破清乡、破连坐、破碉堡、破封锁）的杀敌立功活动。敌人对便衣队的发展和作用既震惊又无奈。国民党豫鄂皖绥靖公署在检讨其清剿失利的原因时，也不得不说：皆缘此等赤匪，多为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而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忽无定，兵来匪去，已成惯技……”老便衣队长、原水利部副部长汪少川将军在回忆便衣队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曾经形象地说：“便衣队星罗棋布，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
三年的游击战争中，鄂豫皖边区共有大小111支便衣队、600余人，分布在鄂豫皖边界的22个县境内，活动范围东迄霍山、潜山，西跨平汉铁路至应山，南抵蕲春、黄梅、广济（今武穴市）和黄冈（今团风县），北达信阳、固始。这种以群众工作为主的武装工作队党政军三位一体，在上述广大的区域内，深深地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给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可以说，便衣队不仅是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一支战略铁拳，而且也为以后我党我军在开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斗争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不愧为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一大创举。
毛主席曾经说过，游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初，整个鄂豫皖边区仅鄂东北和皖西北还剩下几小块互不相连的游击根据地。部队在兵员补充、伤病员安置、后勤供应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红二十八军几次用主力部队谋求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但没有取得如期的结果。
而皖西特委却以小部队配合便衣队，在敌人统治薄弱的霍山、太湖、舒城、潜山、英山交界的山区，通过打土豪、歼民团，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几小块新的游击根据地。事实证明，在敌人强大兵力统治的地区，以主力部队开辟游击根据地，势必吸引敌人跟踪追来，不可能立足，而便衣队隐蔽分散、灵活精干，便于联系和发动群众，容易避开敌人的清剿搜捕，能在当地生根立足。他们在开辟出一块块的游击根据地后，又将其逐步连成一片，从而在边区为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提供了一块赖以生存的游击根据地。1935年冬，鄂东北独立团领导人陈守信在河南省罗山县的灵山冲放下一支以徐国顺为队长（继任者分别为张大耀、丁应厚）、黄锦思为指导员的10人便衣队，就曾在平汉铁路两旁的罗山、信阳、应山三县之间的灵山、鸡公山、大青山、大观寺、四望山、茶山、花山一带的山区和朱堂店、杜集、新集、李家寨、杨家岗、小河、马鞍山等丘陵和平原地区，开辟出一大片游击根据地。
在星罗棋布的游击根据地中，便衣队为红二十八军提供了大批现款和相当数量的粮食和物资。比如，1936年3月，罗山便衣队接到罗陂孝特委关于尽快给红军筹粮筹款的指示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抓到罗山县税务局长，筹到1千块银元，购粮后送给红军。黄冈便衣队在新洲抓到国民党军师长的父亲、外号“百万富翁”的大土豪毛竹宇后，筹到现款5万元送到红军部队。便衣队还在霍山、岳西的包家河、青天畈、沈家桥等地设有红军地下商店，红军出钱、群众办店，秘密为红军采办油、盐、布匹、电池、药品等。包家河“万大兴号”经理徐诚证曾打入敌人内部，为红二十八军购买子弹等军用物资，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红军的伤病员主要靠便衣队来接收安置和医疗护理。在皖西，便衣一分队曾在岳西县的大岗岭办起“红军医院”；便衣二分队在鹞落坪一带安置红军伤员，最多时达到七、八十人之多。从1936年6月到1937年10月的17个月中，鄂东的黄冈便衣队共安置、治好红军伤病员200多名。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团长詹化雨（金寨人）负伤后，就是被红安四区的便衣队安置在群众家中养伤的。特务营班长雷伟和在红安县北天台山负伤后，在无人区爬行几昼夜，后也是被红安四区便衣队发现，将其先后安置于红安四区（今红安县七里坪镇）的杨家洼、周八家一带村庄的群众家中养伤，直到伤愈归队。大批伤员由于得到妥善安置和治疗，痊愈后或重返主力部队，或成为组建独立团、游击师、战斗营和便衣队的骨干，从而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便衣队还帮助地方组建了大批的游击队和战斗营，这些地方武装以后又补充到主力红军，使红二十八军拥有稳定的兵源。比如，鄂东北的老苏区、新苏区、红安苏区、光麻苏区的便衣队就曾多次为地方组建独立团、成立特务营、游击师提供兵员。黄冈便衣队曾动员400多名青年参军，先后组建了两个战斗营，并成建制的编到红二十八军中。灵山便衣队先后组建十多支小游击队，收缴反动民团长短枪480多支，为红军输送了上百名战士。1935年初，高敬亭政委在潜山县沙村河放下的以张作汉为队长的便衣队，与当地党组织紧密联系，组织发动群众，成立了皖潜游击大队，到4月份就发展到180多人，以后又先后改编成独立营、游击师，并陆续补充至红二十八军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便衣队在艰苦的斗争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忠诚坚定、英勇顽强、灵活机智的革命骨干，其中很多人还被输送到红军和上级党的领导机关。比如，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汪少川（金寨人），光山县砖桥区委书记戴克明，鄂东北道委特务营营长易元鳌，三路游击师师长罗厚福，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队长李世焱等，都是从便衣队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骨干。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开辟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鄂豫皖边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15块游击区中保存力量最多的游击区。这一成绩与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充分利用便衣队这一独特的对敌斗争形式是分不开的。三年中，正是由于有了众多便衣队的英勇斗争和苦心经营，才使得红二十八军拥有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游击根据地，从而让边区红军主力能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并最终取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便衣队灵活运用对敌策略、开展统战工作成效显著
便衣队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对敌策略来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并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便衣队的工作出现了飞跃，也迅速打开了游击根据地的局面。
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控制敌人的后方，便衣队逐步纠正最初 “左”倾错误的做法，运用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来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对地主、联保主任和保甲长等基层人员认真地进行区分，纠正以往不分清红皂白地加以处决的作法，改成为只对那些罪大恶极、冥顽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对罪恶不大的人员，只提出警告，给他们规定交款交粮、保护群众、掩护红军的任务，只要他们遵守苏维埃的法令，完成便衣队交待的任务，就予以保护。一些中、小地主惧怕便衣队制裁，只有老老实实地听从便衣队的指挥。河南省商城县东坊门村共有8户地主，其中有两户按照便衣队的规定，交齐了应交的粮物后，便衣队发给他们一张“不打土豪”的条子，我方部队进村后，对这两户地主果然是秋毫无犯，而对另外6户顽固不化的地主，则给以严厉的惩治，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事情传开后，附近的许多地主纷纷托人找便衣队联系，认交钱粮、要条子。
对那些迫不得已，给敌人做事的联保主任、保甲长实行一帮二看，争取他们站到人民的一边来。后来的实践证明，大部分联保主任、保甲长表面上为敌人效劳，而实际上则按便衣队的意图办事。便衣队控制了这些人，也就控制了他们所管辖的地区，这些地区自然就成为便衣队所控制的游击根据地或立足点。赤城县委书记张泽礼领导的便衣队，控制了一个姓王的联保主任，他为游击队送粮食、送子弹、搞情报、买医药，掩护伤员及便衣队的活动。在河南光山、商城便衣队控制的地区，地主富农向谁收租、收多少租，村长保甲长的任免等，都要由便衣队决定。
游击战争中，红军伤病员的安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有了便衣队，这个难题便迎刃而解。很多地方的便衣队将伤病员送到联保主任、保甲长及地主豪绅家中疗养，责令他们负责照顾、确保安全。这些人也迫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想尽办法来掩护伤病员。一些同情革命的保甲长和地主还会瞒着敌军，主动要伤病员到自已家中养伤。由于便衣队灵活的工作策略，使国民党的一些基层政权组织逐步成为“两面政权”、为我所用。不少便衣队实际上掌握了乡村政权，起了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权的作用。
便衣队十分重视统战工作。朱超云原系国民党的一个旅长，因不满蒋介石出卖东三省而被撤职。他回到家乡安徽省宿松县后，便衣队与他进行了多次接触，了解到他是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军人，并且其反蒋抗日的要求十分强烈，就对他进行细致地工作。以后，朱超云在我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卖掉家产、购买枪支，组织群众拉起200余人的抗日救国军，在当地积极开展反蒋武装斗争，甚至还拖住了鄂东“剿匪”总司令程汝怀嫡系保安团对我主力红军的跟踪追击。朱超云的行动激怒了国民党军，他们报复性地烧掉了朱超云的家，挖了他家的祖坟。便衣队得到消息后，主动将朱超云的家属安置到罗汉尖山下的一个村子里避难。事后，朱超云深受感动，率队加入革命队伍，成为边区六路游击师的基础，以后又正式编入红二十八军。
对待宗教和僧尼方面，便衣队改变了苏区发展时期，打菩萨、烧庙宇、逼僧尼还俗的做法。以实际行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尚僧尼等都主动为红军服务，使深山老林中的庙宇道观，成了便衣队的栖身之所。其中，岳西妙道山三祖庵、白杨岭的穿心庵、汤池的荣园庵等寺庙，既是便衣队的常驻地也是红军接待站，庙内的僧尼除提供食宿外，还帮助他们传递情报、采购药品。
便衣队灵活运用对敌策略，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了大多数人，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分化、孤立、削弱了最顽固的敌人。所以，尽管敌人的“清剿”一个接着一个，“移民并村”、“封山倒林”、“设递步哨”，层层封锁、堡垒森严，可谓是各种方法用尽，但便衣队却依然做到了进攻能取胜、防守有保障、给养有来源，仍然能够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不断发展壮大。
四、便衣队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是敌人永远打不烂、攻不破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便衣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保护群众利益、注意工作方法，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形成了便衣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便衣队发展初期，由于敌人的反复“清剿”和血腥屠杀，有些敌占区的群众不敢与他们接触，害怕敌人的“坐探”发现后杀头。便衣队就白天在游击区活动，晚上再深入敌占区摸情况、搞宣传。告诉群众共产党和红军还留在根据地内。经过细致的宣传发动，群众逐渐消除顾虑，主动向便衣队诉苦，并说出本村或附近一带的敌“坐探”姓名及活动规律。便衣队根据情报及时将敌人“坐探”处决，而后再将敌人的保安队、民团偷袭掉。1936年夏秋，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区便衣队就在杨家山一带先后处决了敌人的6名“坐探”，歼敌保安队百余人；红安县紫云区便衣队在同时也打掉敌人的2个民团。群众见便衣队神通广大，信心大增。他们说，共产党的本事真大，国民党那么多队伍没有把红军消灭掉，我们穷人还有出头的希望啊！国民党的“清剿”队伍一来，便衣队会立即掩护群众转移。不能行走的红军家属和其他孤寡老人还派人照顾，有时甚至亲自将其背进深山躲避。群众生活困难，便衣队将打来的粮食分给他们，并假以亲戚的名义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恢复生产。紫云区便衣队就曾向鄂东北道委申请3000多银元，发给“把米无存”、“吃野菜树皮”的第一、二、六、七、八、九乡的群众，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度过难关。
便衣队关心群众疾苦，以实际行动赢得了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群众将他们当成亲人。因此，在便衣队活动的范围内，就连地主、富农家的妇女也是只躲国民党军而不怕便衣队。河南省光山县、商城县一带，姑娘的房子是不准男人进入的，这是当地的风俗。可当地群众有时为了掩护便衣队员躲避敌人的搜查，却主动要他们藏在自家姑娘的床上。湖北省蕲春县将军山的便衣队安置红军伤病员在群众家中，群众一般是叫媳妇出来招呼，碰到民团清乡找到伤病员查问时，年轻的媳妇立即以“这是我丈夫”为托词来进行掩护。当便衣队被困在山林时，当地妇女还会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送饭、护理伤员。
边区人民虽然缺衣少食，生活极其艰难，但仍然把很少的粮食、盐、衣物拿出来支援红军和便衣队。被集中在移民村里的群众下地劳动时，只准带仅够一人吃一餐的食品，并受到敌人的武装监视，无法直接把粮食、衣物交给便衣队。他们就把新鞋穿在脚上连同自己的干粮一起留在与便衣队约定的地点，让他们夜间取走，不少便衣队在遭受敌人清剿最困难的时期，就是靠群众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支援而生存下来。原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明将军曾经是光山县砖桥区的区委书记兼便衣队长，被敌人称为“戴蛮子”。一年冬天，大雪封山，在敌人的封锁下，老百姓根本无法往山上送粮食。就在便衣队一筹莫展的时候，山上突然出现了一群鸭子，原来是山下的群众将鸭子赶上山来给便衣队充饥，砖桥区便衣队就是靠着这一群鸭子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三年艰难的游击战争中，便衣队与群众水乳交融，许多群众为了掩护便衣队不惜牺牲自己甚至全家的生命。红安三区便衣队在一户群众家中存放了100多支枪和一些银元，有一次，3个便衣队员在他家隐蔽，碰上敌军来捉，刚从外面回家的男主人见事情不好，立即挺身上前，有意让民团把自己抓走，以保护便衣队，他老婆边哭边追，他连忙用暗语告诉老婆，叫便衣队赶快转移。1935年春，国民党军在长岭岗搜山时，一位名叫曾少山的群众带着全家和红军伤员一起隐蔽在山洞里，当敌人正在山上搜索时，曾少山的孩子突然惊哭起来，为了掩护红军，他忍着泪水，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光山县的敌人别动队在夏青区行动，明明看见便衣队进了村，就是搜不到，原来是一个木匠把便衣队藏在自家床边马桶下面的地洞中。敌人搜不到便衣队员，就将村民抓起来，逼问便衣队的下落，并当场杀死3人。可群众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无一人吐露便衣队的藏身之所。
便衣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的依靠广大群众，在极为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保持了党在群众中的信仰与联系，保存了党的基本力量，坚定了广大群众坚持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勇气，从而得以将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拳头，在敌后配合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夹击敌人，这正是便衣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力量所在，是任何敌人永远攻不破、打不烂的铜墙铁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