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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历史
本社讯安徽《首席记者侯震斌 苏月建》历史专刊组10月25日安徽报道，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目前，举国上下都在通过不同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以此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长征，是英勇伟大的！长征，是神圣无比的！长征，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无论怎样宣传，怎样纪念，都不为过！这里，我想说的一点是，在我们大张旗鼓、浓墨重彩地宣传、纪念参加长征队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留在根据地、与国民党军进行艰苦奋战、殊死搏斗的红军队伍。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这支队伍，1933年1月在湖北麻城大畈（现属河南新县）正式组建，1933年10月在我们安徽金寨重建，1934年11月在安徽岳西再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坚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二十八军英勇顽强、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使得党在鄂豫皖地区点燃的革命烈火始终熊熊燃烧，红军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在大别山上始终高高飘扬，使得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和整体红军的战略行动得到有力的配合！同时，还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年轻、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能打胜仗的红军队伍，以致后来成为我党领导敌后抗战的重要武装支撑。
红二十八军，虽未长征，却不亚于长征！
有鉴于此，笔者在广泛搜集、整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的一支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直接诞生于金寨的一支长征一支长征队伍）的长征历史和感人故事的同时，又搜集、整理了一些有关红二十八军的光荣历史和感人故事。现予以发表，以飨读者、以示纪念。
红二十八军在敌后三年中，继承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根据敌后斗争复杂、残酷、艰苦等特点，采取了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和政策策略，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开展了群众工作和瓦解敌人的工作，从而使指战员始终保持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旺盛的战斗意志，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红二十八军的贯彻执行，保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
一、坚持了政治委员制度，八十二师成立了政治部
红二十八军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紧张战斗环境中仓促重建的，但始终坚持了政治委员制度。军政委为高敬亭同志，八十二师政委为方永乐同志。团、营也都任命了政治委员。党对军队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各级政治委员来实现的。
红二十八军重建初期，八十二师成立了政治部（对外称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先后由熊大海、石裕田、吴先元同志任主任。下设：负责党务工作的专职党委书记和组织科、宣传科、民运科、少共团委。宣传科还领导了一支十多人的宣传队和各由三人组成的粉笔队、油印股、张贴队。宣传队负责发展农民小组，开仓救济穷人，维护群众纪律，动远群众抬伤员、安葬烈士。夜行军时随同尖兵班撒路标，为部队引路。粉笔队负责书写标语，内容有：“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反对国民党苛捐杂税，拉伕抓丁”，以及“穷人不打穷人”、“调转枪口，打倒国民党”，等等。油印股负责油印宣传口号、传单、捷报、红军布告。张贴队负责张贴。
一九三五年八月，为了便于机动作战，政治部多数干部分配到营、连任职，只保留了主任、秘书和宣传队等，共二十余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于敌人已筑成以碉堡为主的封锁线，斗争更为残酷，部队主要是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政治部工作人员分配到各营，随各营活动。政治工作在营政委的领导下，由各连政治指导员组织实施，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二、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团员的突击作用
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支委会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政治指导员基本上都当选为支部书记。班排干部的任命、党的发展工作、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等重大问题，一般都由党支部讨论决定。在政治部的领导下，部队于一九三五年发展了一批党员，由党支部把发展计划分配到党小组，物色立场坚定、政治可靠、作战勇敢、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将他们吸收入党。工人、雇农成份的无候补期，贫农、中农成份的候补期为半年，其他成份的候补期为一年。一九三六年以后发展工作逐渐放松，一九三七年几乎完全停止了发展工作。
红二十八军重建初期，党的组织生活严格，经常利用战斗空隙召开小组会和支部大会，党员及时向小组长汇报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党内民主空气浓厚，能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组织观念强，贯彻执行支部决议坚决。平时，关心群众疾苦，积极开展思想互助，带头遵守纪律；作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各方面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鼓舞群众。后期，由于党员伤亡多，流动大，加之受错误的肃反路线的影响，党内生活不够正常，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连队建立了少共团支部，在师政治部少共团委和连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团员约占青年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入团条件，除年龄条件外，其余条件与入党条件略同。团员组织生活严格，进取心强，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和突击作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后，团支部撤销，团员都编入党支部，与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实际上起着党员的作用。
连队还建立了红色战士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委员四至五人，由战士选举产生。一般半月或一月召开一次委员会或全连红色战士大会，就连队的管理、伙食和连队干部的工作提出意见，发扬民主。平时，协助连队干部开展群众工作。
为了使党团员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坚定信心，部队领导有时利用战斗空隙召开党团员活动分子大会。这样的大会，部队集中活动时开过，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时也开过。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部队在潜山县汤池畈附近的一片葱翠的松柏树林里，召开了全军党团活动分子大会，到会的有军政干部和党团员五百余人，师政治部党委书记做了党团建设的工作报告，高敬亭同志做了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原计划第二天上午进行讨论，但当晚遭敌偷袭，部队分两路安全转移。这次会议虽未圆满结束，但基本达到了统一认识、明确任务的目的。
由于苏区大部丧失，部队不断遭到敌重兵围剿，斗争极其残酷，生活异常艰苦，因此，加强形势、任务的教育，坚定指战员的胜利信心，是政治工作的经常任务之一。连队干部主要是利用晚点名、行军前集合、战斗空隙召开军人大会，进行形势教育。一九三五年春，政治部印发了《红军政治教材》和《红军须知》。连队干部根据这些材料，联系部队思想实际，深入浅出地向部队讲形势，讲红军的性质、任务。部队集中时，只要条件许可，军、师政委都亲自向部队做形势报告。他们根据敌人报刊披露的消息和俘虏提供的情况，向部队介绍各地红军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纷起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大好形势，说明我军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使部队受到极大鼓舞。
敌人残酷屠杀苏区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是进行阶级教育的最实际的教材。三年游击战争中，政治干部经常运用这些实际教材，组织指战员控诉敌人的罪行。每次控诉时，指战员都捶胸顿足，悲愤填膺，誓为苏区人民报仇雪恨，从而把对敌人的阶级仇恨，变为杀敌的决心。
军政干部人人做思想工作，形成了一套有针对性、有战斗性的思想工作方法。在生活中，干部和战士打成一片，熟悉每个战士的经历、个性。战士有了思想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帮助解决。部队出发前，三言两语就能联系实际说明情况，交代任务，提出要求。在战场上，针对情况的变化，及时高呼口号，就能鼓舞部队的战斗意志。干部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战士。作战时身先士卒，行军时帮助战士抗枪背背包。宿营后给战士烧水洗脚。官兵之间，上下之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党的坚强领导和及时的政治思想工作，使红二十八军成为一支打不败、拖不垮的坚强部队。八十二师一名姓汪的饲养员，一九三五年春在一次战斗中掉队，他化装成砍柴的农民，把枪藏在柴担里，挑着柴担走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找到了部队。一九三七年六月，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在黄安县瓜儿山被敌包围，突围出来的同志在当地便衣队的帮助下，很快回合在一起，继续坚持战斗。新二营在麻城卢家河被敌人包围，有几名同志突围出来，化装成老百姓，走遍皖西、鄂东的几个县，终于找到部队。三营一名战士在狗耳尖战斗中负伤，比一位老贫农收容养伤，伤愈后，老贫农要招他为婿，他婉言谢绝，回到了部队。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部队经常日夜行军，连续作战，每人除背枪支弹药外，只能带一双布鞋或草鞋，腰里扎一块五尺长的布做被褥用。由于没有换洗衣服，身上长满了虱子。夏季露宿野外，冬季围火而卧，有时只能以野菜、野果充饥。但部队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指战员们豪迈地说：“天当房，地当床，稻草当棉被，野菜当食粮，红军都是英雄汉，战士越战越坚强。”
四、发动与组织群众，是红二十八军政治工作重要任务之一
政治部大部分力量都用于做群众工作。部队每到一地，除政治部人员外，各连还派出民运小组或组织临时的宣传队，由干部带领，在驻地周围做社会调查，召开大会揭露土豪劣绅的罪行，开仓分粮，救济贫苦人民，号召群众起来同他们斗争。政治部规定，部队在一个地方住上一、两天，宣传队和连队政治干部就要走家串户，物色拥护红军的基本群众，组织秘密的农民小组，要求他们为我军送情报，掩护伤病员。三年游击战争中，许多农民小组为我军做了大量工作，使我军扎根于群众之中。
红二十八军纪律严明，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要赔偿；买卖要公平；大小便要避女人；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些规定，指战员都能自觉遵守。采购柴米油盐都照价付款。有些新区的群众，因为不了解红军而躲起来，指战员就留下钱，写明情况。到村舍宿营时，先挖厕所，行前填埋，凡是借用群众的门板、铺草、脚盆等，都归还原处，住地都打扫干净。发现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都严肃处理。一九三五年春，部队离开潜山一村庄时，宣传队检查群众纪律，发现特务营住地未清扫，铺草未捆好，立即向师政委方永乐做了汇报，方永乐同志当即命令特务营停止前进，派人回去捆好铺草，清扫住地，再追赶部队。
红二十八军坚决保卫群众利益，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得到了边区人民的衷心拥护。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边区人民全力支援革命战争，保证了红二十八军的胜利。
五、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孤立打击少数，争取团结多数，分化瓦解敌人
对俘虏，规定不准搜腰包，不准打骂，不准侮辱。一般是战斗一结束，立即由专人把俘虏集中起来，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坚决要求留下当红军的，分到连队，不准歧视。有的分配当军事教练。这些同志多数表现很好，有的后来当了干部，有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对地主、资本家、富农和保长、联保主任、区长等敌乡村政权人员，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以前，仍采取杀头或没收其财产的方针政策。一九三五年五月，高敬亭同志与鄂东北道委会合后，得知中央指示只准没收地主和大资本的财产，不准没收中、小资本家和富农的财产，即按此执行。后来，高敬亭同志根据地方党和便衣队创造的经验，又规定：只镇压那些罪大恶极、对革命危害大的地主份子；对一般地主采取以罚代杀的方针政策，即酌情罚款、罚物，只要他们缴齐款物，一律不究，并开给证明，给予保护。并规定了对地主采取措施的批准权限：部队集中时，由政治部主任或授权宣传科长、宣传队长、营政委批准；分散行动时，由营政委、连指导员和随同部队行动的宣传队员批准。对保长、联保主任和区长，凡是能争取的，要尽力争取，以便利用他们的身份，掩护红军，为我服务。
采取这些方针政策的结果，孤立打击了少数极反动分子，争取团结了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一九三五年三月，二营在立煌县梓树坪伏击歼敌一O八师六二二团三营大部。这次战斗，我一面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人，一面开展阵前喊话，迫使敌尖兵排缴械投降。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敌士兵在我军的影响下，有的自动缴械投诚；有的与我遭遇时，对空放枪为我送行。不少保长、联保主任、区长表面为敌效劳，实际为我服务。这些事实说明，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我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九三七年，高敬亭同志根据姜术堂同志送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精神，同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卫立煌的全权代表刘刚夫进行了谈判。经过斗争达成了停战协定。这对红二十八军是一个大转折。由于国民党对鄂豫皖边区人民长期的残酷屠杀，由于无数同志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流血牺牲，当时，有些指战员和便衣队员的思想一时转不过来，有的甚至误认为是上了国民党的当，是妥协、投降。针对这些思想反映，一方面广泛张贴“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黄安县七里坪集中”的通告，一面派出干部到各地向指战员和便衣队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教育部队保持警惕，加强战备。部队集中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又及时进行了整训。在黄安七里坪的秦家祠堂举办了干部轮训班，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先后派聂鹤亭、郭述申、方毅、彭康、戴季英等同志到七里坪。方毅、彭康同只亲自为轮训的干部授课。参加轮训的干部回到部队后，又组织部队学习文件，讲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从而使部队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上。
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还派出干部、战士，在黄安县周围与社会上的革命团体一起，深入乡村，走上街头，贴标语，教唱抗日救国歌曲，演出抗日救国节目，掀起了抗日救国的宣传热潮。在党的号召下，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各界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
一九三八年二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三月，开赴皖中、皖东，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红二十八军的经验证明，只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善于联系部队的实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就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贯彻执行，使部队始终团结一致和保持顽强的战斗意志，从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斗争的胜利。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政治工作的主要问题是：继续执行了张国焘的肃反路线，错杀了一些好同志，一度造成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一些政治领导干部伤亡后，未及时递补。这些都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安徽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胡遵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