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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历史
本网讯安徽《记者侯震斌 王红卫》10月25日报道【开头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目前，举国上下都在通过不同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以此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长征，是英勇伟大的！长征，是神圣无比的！长征，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无论怎样宣传，怎样纪念，都不为过！这里，我想说的一点是，在我们大张旗鼓、浓墨重彩地宣传、纪念参加长征队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留在根据地、与国民党军进行艰苦奋战、殊死搏斗的红军队伍。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这支队伍，1933年1月在湖北麻城大畈（现属河南新县）正式组建，1933年10月在我们安徽金寨重建，1934年11月在安徽岳西再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坚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红二十八军英勇顽强、灵活多变的游击战争，使得党在鄂豫皖地区点燃的革命烈火始终熊熊燃烧，红军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在大别山上始终高高飘扬，使得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和整体红军的战略行动得到有力的配合！同时，还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年轻、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带出了一支英勇善战、能打胜仗的红军队伍，以致后来成为我党领导敌后抗战的重要武装支撑。
红二十八军，虽未长征，却不亚于长征！
有鉴于此，笔者在广泛搜集、整理红四方面军（主要发源于金寨的一支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直接诞生于金寨的一支长征一支长征队伍）的长征历史和感人故事的同时，又搜集、整理了一些有关红二十八军的光荣历史和感人故事。现予以发表，以飨读者、以示纪念。
第十五篇：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与红二十八军廉政研究
一、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是红二十八军廉政的历史前提
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是在下述条件下发生的:一是在红二十八军干部完全缺乏、武器极为缺少的条件下发生的。“红二十五军走时鄂豫皖各道级以上的干部都调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只留下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一人在苏区。红二十五军走时将整个苏区大小队伍都带走了，只留下皖西北红八十二师和八十余支枪。二是在国民党频繁“清剿”、鄂豫皖苏区大部分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发生的。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边区后，留在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总数不足二千人，面对国民党正规军十七万人和三省十多个保安团的疯狂清剿，被敌人包围、分割在皖西北和鄂东北，有的地区已经变成无人区，加上敌人严密封锁，红军几乎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三是在与上级党组织和主力红军完全断绝联系、几乎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发生的。红二十五军主力于1934年11月退出了鄂豫皖苏区后，红二十八军“干干净净地脱离了上级，孤孤单单地在苏区东爬西奔，一股坚韧的同志向敌人决一死战。”
在红二十八军成立的上述背景和条件下，红二十八军面临着三大考验:一是残酷无情的战争考验，二是长期艰苦的生活考验，三是生死存亡的命运考验。在上述最严峻的考验面前，红二十八军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拼搏与坚持，以极大的毅力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是鄂豫皖根据地最困难、最艰险的斗争阶段。这体现在红二十八军吃、穿、住、行、战五个方面:在吃的方面，红二十八军只有到了白区打土豪的时候才能够吃饱一顿饭，打不到土豪的时候或断粮季节，就只好吃野菜、啃树皮，战士们口袋里的干粮吃完了，就只好忍饥挨饿。在穿的方面，红二十八军没有统一的制服，解决穿衣的问题主要靠缴获敌人的制服、打土豪得来的衣服或缴获不法商人的布匹来自缝衣服。所以部队的服装都是五颜六色，多是灰色和蓝色的。在住的方面，红二十八军常年在山林中露天宿营，有时钻石洞，有时住草棚。红军歌谣中唱的“天当房、地当床，茅草当棉被，野菜当食粮”，是当时红二十八军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行的方面，由于敌人不断 “清剿”，红二十八军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平均每天要行走一百多里，常常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昼夜行军。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一双脚行走，脚是行军打仗的本钱。没有布鞋，就穿草鞋。在战的方面，红二十八军枪支弹药非常缺乏，主要的武器是马步枪和大刀，全靠向敌人夺取武器，只有打了胜仗，才能使枪支弹药获得补充。
上述情况反映了红二十八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历程，决定了红二十八军廉政的客观必然性。
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沉淀了深厚的廉政资源，红二十八军廉政资源蕴含着丰富的廉政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
红二十八军坚决拥护党中央，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表明红二十八军坚定的政治立场，这是红二十八军廉政的最大特点，具体表现为三点:
第一，认真贯彻落实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完成坚持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的任务，表明红二十八军坚决服从上级。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做出的决定中有一条是:“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留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他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以留下的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第三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交给高敬亭的重大任务。1935年2月1日，高敬亭率新组建的红二一八团到达金寨县抱儿山，与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率领的鄂东北独立团会合，才接到鄂豫皖省委给他的指示信。对于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高敬亭本人非常冷静，他深感责任重大，但其下属一时思想不通，有的干脆说:“豁出去了!跟敌人拼了!”有的甚至说，红二十五军逃跑了。高敬亭听到后，严厉批评少数人错误言论，并且下令“不准乱说!”2月3日，高敬亭率两支部队到达鄂皖交界的凉亭坳(今岳西县境内)，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省委的指示，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当即宣布将红二一八团与鄂东北独立团合并，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军政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红二十八军重建后，在老苏区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高敬亭根据省委的指示，创建新苏区。他组建了中共皖西特委和红二四六团，负责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四县边区(即岳西地区)开辟了一块新的游击根据地。红二十八军主力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将游击区域由5个县扩大到鄂豫皖边区45个县，终于使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革命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区。
第二，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日子里，红二十八军领导人期盼着党中央的指示，表明红二十八军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对党和革命忠贞不谕。红二十八军重建后，在高敬亭的领导下，不但创建了舒霍潜太四县边区游击根据地，而且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特别是1935年4月20日桃岭伏击战，粉碎了敌人三个月“清剿”的计划。为了打破敌人新的“清剿”部署，高敬亭于1935年5月7日在黄尾河召开干部会议，根据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关于红二十五军向桐柏山区转移的初步计划，决定红二十八军西进豫皖交界的桐柏山，与红二十五军会合。但是，由于红二十五军长征北向陕南，未能实现会合的计划，于同年6月返回大别山区。与此同时，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离开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长征。由于交通被敌人阻隔，信息不通，所以红二十八军对中央红军长征毫无知晓。1935年4月，中共皖西北特委(由寿县和合肥两个中心县委合并)率领游击大队进入舒城、潜山交界的主簿原、黄麦园，找到了中共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及其红二四六团，于是，红二十八军与皖西北特委及其游击大队取得了联系，所以才有5月14日徐成基代表皖西特委写给中央的报告。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返回皖西后，立即通过皖西北特委寻找与中央的联系，他于同年7月6日，在“舒城县的一个山沟里”(即今岳西县主簿镇张山沟)，请人代笔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红二十八军及其苏区情况，他在报告中写道:“省委会只留我一人在此苏区……”，“在军事上无人领导”，“望中央急派一人来领导”，“望派人来指示”。5月14日的报告和7月6日的报告均于8月4日由皖西北特委一并转送党中央。高敬亭说:“自脱离上级这几年当中，我曾派了很多的交通来找上级的关系，恳求指示，但未得到回音。”1936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曾三次派人到鄂豫皖苏区寻找红二十八军，但是都没有成功。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远离党中央，但红二十八军一心向着党，对党忠诚。
第三，红二十八军领导人根据党中央指示，与国民党豫鄂皖督办公署在岳西举行和平谈判，签订停战协议，又一次表明红二十八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谈判是根据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进行的，主要依据有两点:其一，中央两份重要文件是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谈判的依据。1937年“七七事变”后，军政委高敬亭由鄂东北回到皖西，在岳西县南田村与皖鄂边区特委书记何耀榜会合，当时见到了姜术堂从西安带来的党中央两份文件，即《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高敬亭反复阅读文件，深刻领会到文件精神。文件中指出，目前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已经实现了北方和平，所以红二十八军目前的任务首先是争取和平。文件中提出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其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地位。由此可见，这两份文件是红二十八军领导人同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谈判的政策依据。其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为和平谈判指明了方向。1937年初，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派姜术堂去西安，不仅带来了党中央的有关文件，而且带来了中央领导人的口信。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西安收到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的报告后，通过姜术堂转达何耀榜:“尽量设法和国民党谈判。”并就谈判的原则、条件、方法、步骤作了具体的指示，“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由中央最后决定。”红二十八军领导人在岳西谈判过程中认真贯彻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所以岳西谈判的成功是党中央正确指导的结果，表明红二十八军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吃苦在先的革命风范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共产党人的一条廉政法则。红二十八军吃苦在先的廉政风范具体表现为两点:
第一，在部队内部以救护伤病员为先。红二十八军最大的问题是伤病员的救护安置问题。无论战争环境多么险恶，只要前线伤员送来了，后方医院就积极接收抢救。红二十八军老战士林维先说:“在我们的部队，对伤病员非常爱惜和关注，不论战斗环境如何险恶，也不论是官是兵，都不准随意抛弃，这已成了不明文的规定。”军政委高敬亭对伤员的救治和养护非常重视。他每次检查工作时，总要去看望伤病员，一些老战士负伤后，对于养伤地点，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安排，还嘱咐看护长要精心调治，并派便衣队保护。1936年夏，有一次战斗结束后，高敬亭到一个山林医院视察时，语重心长地对医护人员说:“我们仅有一千多人了，而敌人是十余万正规军，还有三省的地方反动武装。我们红军指战员一个人要抵敌人几十个用。我们的战士牺牲一个就少一个，你们抢救活一个可就多一个，你们的工作太重要了!”并且指示:“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行军途中，他看到有战士生病，就跳下马来，把战士扶上马，自己走路，有时还抬着战士行军。有一次，在攻打恶霸圩子时缴获了两只燕窝，高敬亭自己舍不得吃，而是煨成汤，让伤病员喝。高敬亭指示便衣队，为了保证伤病员的安全，白天将伤病员背着、抬着到大山里隐蔽，天黑后再送下山来到群众家里。
第二，在部队生活中以关心战士为先。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领导人与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同甘共苦，同住山洞草棚，同食野菜野果。高敬亭的警卫员万海峰说:“身为红二十八军政委的高敬亭和普通战士一样，过着缺衣少食的艰难生活。”高敬亭穿的衣服在长途跋涉中被荆棘刮得破损不堪，警卫员将他的衣服细针密线地缝补整齐。在断粮时节，警卫员就钻进深山密林里，采摘野果，挖掘野菜，煮熟后端给高敬亭。由于生活十分艰苦，高敬亭得了胃病、疟疾。因为长期疾病缠身，“部队特为高敬亭同志绑扎了一副担架，由同志们轮流抬着，跋山涉水，随军行走。”1935年9月13日，红二十八军上妙道山时，高敬亭因病睡担架，部队在山路上行走的速度减慢，被敌人追上来了，高敬亭险些被敌人活捉。在此危急时刻，营长林维先率领战士们奋不顾身地阻击敌人，把敌人吸引过来，最后纵身跳下悬崖，使部队安全翻越妙道山，保护了高敬亭的安全。
冬春季容易发生伤风，部队每到一个宿营地，军首长就设法让后勤人员弄些辣椒、生姜，熬成热汤给战士们喝。战士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喝上一碗热辣汤，全身暖和又舒畅，无病喝了保身体，有病喝了当药方。”夏秋季容易流行痢疾。高敬亭总是提醒战士们注意饮水卫生。1936年盛夏，部队在急行军、强行军途中，走得又累又渴，看到路边一眼泉水，都跑去喝凉水，想饱饮止渴。高敬亭前去制止战士们喝凉水，他说:“用凉水润润喉可以，但敞开肚子喝，是不行的，易得病。病了，因缺药没办法治疗。”于是部队走到一个村庄停下来，烧开水止渴。
(三)英勇顽强的革命风格
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指战员饱受饥饿、疲劳和疾病的折磨，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锻炼和形成了一种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廉政风格。红二十八军中相当一部人来自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他们曾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锻炼和考验，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战斗作风。战斗最能显示红二十八军的英勇与顽强。指战员们作战非常勇敢，进攻时迅速、勇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并且勇于短兵相接，白刃格斗，解决战斗干脆利索;防御时，不畏强敌，顽强抗击，能够打退敌人的连续冲锋，并能适时组织反击，大量杀伤敌人;转移时，行动敏捷，日夜行军，具有吃大苦、耐大劳、攀绝壁、跳悬崖、战胜一切天然险阻的能力，并能边走边战，使敌人堵不住，追不上;化装进入敌人据点时，沉着机智，应付自如，具有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随机应变能力。这种优良的战斗作风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指战员们凭借这种力量，利用大别山区层峦叠嶂、沟深林密的有利地形，辗转游击，保存力量，寻机歼敌。
军政委高敬亭受命于危难之际，勇敢地担负起边区党政军的领导重任，他不顾身体有病，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指挥，领导红二十八军在敌人的“清剿”中求生存、求发展，在鄂豫皖边区先后粉碎了敌人4次大“清剿”，使得蒋介石三次撤换“剿匪”总指挥。1935年2月，红二十八军才刚刚成立，就在霍山县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堵，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英勇牺牲，全军面临覆没的险境。高敬亭果断地决定，以小部队阻击敌人，他亲自率领主力攀登白雪皑皑的大别山第一主峰白马尖，他鼓励战友们说:“翻过白马尖就是胜利。”经过一夜的攀爬，不顾饥饿和劳累，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935年4月，红二十八军在岳西县汤池畈东北侧的桃岭伏击敌人，高敬亭手执大刀亲自在阵地指挥，全歼敌两个营、击溃敌一个营，第一次打破了敌人的“清剿”，使蒋介石在1935年1月8日部署的3个月内消灭鄂豫皖边区红二十八军的计划落空。红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年仅19岁，他骁勇善战，枪法高明，被战士们称为“小师政委”、“神枪手”，他指挥沉着，机智勇敢，战无不胜，红二十八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就是由师政委方永乐培养出来的。方永乐无私无畏，哪里有危险，他就哪里闯，在几次危险的关头，他挽救了红二十八军，保护了军政委。1935年5月，红二十八军西进豫皖交界的桐柏山，前面有张学良东北军八个团阻击，如果从桐柏山越过平原，就会被敌人所歼灭，方永乐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且力主返回大别山，才使红二十八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1935年5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在湖北护儿山被敌军包围，全军凶兆在即。方永乐立即率领手枪团抢占一个山坳口，阻击敌人，掩护主力突围，他亲自端着马步枪，一个一个地将敌人射倒，最后身负重伤，惨死战场。营长林维先是一位沉着老练、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他跟随高敬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出生入死，曾八次负伤。林维先原是皖西北红八十二师师长，因部队内部“肃反”被革职，他被罚到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红二十八军重建时被任命为师参谋，三年游击战争中，他表现勇敢，屡立战功，先后被提拔为营长、副团长，但又几次被高敬亭以“肃反”撤职，降职，但他忍辱负重，自持清廉。他几次为保护高敬亭而舍生忘死，奋不顾身，其高风亮节和英勇品格感人至深。
(四)廉政自律的革命品格
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战胜敌人的最重要因素不是武器，而是指战员自身的廉洁与律己，以民心取胜，取信于民，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红二十八军没有多少时间集中起来开会，没有多少时间休整，多是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规定多为一个月，各路部队集合一次。军政委、师政委利用集合的时间讲话。正是在军、师政委的训话中和战斗实践中，总结和形成了一套红军纪律和政策，体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干部以身作则，不干扰老百姓。1935年2月3日，正值农历大年，红二十八军在凉亭坳整编，借用汪胡氏祠堂和药店开会和宿营。坳上周围有几个村庄，乡亲们听说红军来了，就推举村民汪顺洪出面与红军接头，汪顺洪找到高敬亭说:“乡亲们要请首长到他们家里做客，大年饭已经准备好了。”高敬亭婉言谢绝，对他说:“咱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做客的，请转告乡亲们不要请客。”他下令不许到老百姓家里过年，不准打扰老百姓。由于一开始就有一条不打扰老百姓的规定，以后部队都是在野外宿营。
第二，维护群众利益，不侵犯老百姓。红二十八军纪律中有一条是，不准拿群众东西，损坏东西要赔偿。1935年秋季，师政委方永乐率部队游击，经过潜太公路时，被敌人几个师的兵力包围了。两边埋伏着敌军，背后是高山，无路可退，前面是一片长满金黄色稻谷的田野。方永乐毅然下令:部队从稻田里穿过去。虽然突出了包围，但是，一片片稻谷被战士们踩倒，方永乐边走边关照:记住这个地方，记住这一片稻田，回头给老百姓赔偿，不能损害群众利益，不能违反红军纪律。不久，部队又经过这里，如价赔偿了这一片稻谷的损失，受到了当地群众的赞扬。群众说，国民党朝我家里抢东西，共产党军队踏坏地里的庄稼还赔偿，共产党一定能胜利。
第三，拒绝敌人拉拢利诱。三年游击战争中，尽管敌人反复“清剿”，但是消灭红二十八军的企图不能得逞，高敬亭多次躲过敌人的追杀。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虽然表面上答应国共合作抗日，但是暗中调集重兵，在鄂豫皖边区部署“三个月秘密清剿”。“并且四处张贴布告高价悬赏:活捉高敬亭者赏洋五万元，活捉何耀榜者赏洋二万元，报告高敬亭住址者赏洋一万元，报告何耀榜住址者赏洋八千元。哪个部队捉到高敬亭和何耀榜，一律官升一级。”1937年7月15日，高敬亭派中共皖鄂边区特委书记何耀榜，到岳西县政府第三区公所蛇形岗与国民党皖西保安司令部赵参谋接洽，赵参谋宣布说:“只要归顺国军，官升一级，给予优厚薪俸”，“交一挺重机枪五百元，轻机枪一百五十元，盒子枪一百元，长枪八十元，你们的官到我们这里来当官，你们的兵到我们这里来当排长”。何耀榜对赵参谋以金钱、官职引诱，收买红二十八军，表示强烈不满，并加以严辞拒绝，他说:“这不是谈判，是做买卖。”敌人的阴谋被揭穿后，才开始了真正谈判。以高敬亭为代表的红二十八军指战员对敌人的拉拢利诱毫不犹豫地拒绝，丝毫不为敌人的高官厚禄所诱惑，相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表现了红二十八军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革命品格。
第四，对下级严格要求。高敬亭的夫人史玉清说:“高敬亭对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绝对不容许侵犯群众利益和虐待红军伤病员的事情发生，凡是他规定的纪律，他都带头遵守，部队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例如，红二十八军战士有时丢失一只机枪零部件，或者战士有时写宣传标语，而标语写错了一个字，高敬亭都要对他问责，视为违纪。1935年10月底一次战斗中，机枪排排长漆德庆一梭子15发子弹打死13个敌军，因为有2发子弹虚发了，因而受到高敬亭批评。1936年，特务营在英山县毛家嘴作战失利，伤亡70余人，损失机枪一挺，高敬亭一怒之下，就撤了特务营营长的职务。
(五)、联系群众的革命作风
我们党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廉政建设的实质是不脱离群众，廉政最深得人心，最联系群众，腐败最丧失人心，最脱离群众，这是党群关系的一条廉政法则。始终密切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是红二十八军廉政资源的最大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便衣队做群众工作，维护群众利益。为了深入基层，发动群众，高敬亭挑选一些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秀指战员，组成便衣武装工作队，即便衣队。便衣队是鄂豫皖边区党政军一体化的组织，是红二十八军联系群众的桥梁。便衣队采取隐蔽的、秘密的方式深入群众中，用“亲联亲、邻连邻、由点到面，连村成片”的办法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然后武装群众，依靠群众，与群众并肩战斗，生死与共。便衣队采取“因粮于敌”的办法，向土豪征粮、借款，为红军筹措军需。对当地联保主任、保长、民团头目采取争取与利用的政策，建立两面派政权，使他们表面为国民党办事，暗中为共产党工作。便衣队利用山棚、石洞，办起了“山林医院”，安置伤病员。如果遇到敌人搜山，就将伤员送到土豪、保长家里养伤，只要他们保证红军的安全，就不杀他们家里人。便衣队严惩坏人，给群众撑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土豪予以镇压，将打土豪所获，接济贫苦群众，抚恤红军家属。所以群众真心拥护红军和便衣队。
第二，密切干群关系。由于便衣队处处为群众谋利益，红军与群众之间建立了血肉联系，所以群众积极支援红二十八军。一方面，踊跃参军参战。三年中，仅岳西县先后就有1200多人参军，并涌现了许多父子参军、兄弟参军、全家参战的动人事迹。例如，鹞落坪的沈家才、沈超、沈淦父子三人齐参军，汤池畈的储道衡、储道政、储道民兄弟三人齐参军。另一方面，誓死保护红军和便衣队。1937年国民党发动“三个月秘密清剿”时，红二十八军便衣一分队(岳西县大岗岭便衣队)，陈松林队长、查副队长和漆事务长在山棚里被敌人包围逮捕。敌人要陈、查队长告知皖鄂边区特委机关所在地和红军埋藏枪支弹药的地点，遭到两位队长严词拒绝。敌人因达不到目的，就将两位队长活埋在山上。有一次，特务营营长林维先率领一个连在皖西掩护师政委方永乐率领的主力部队通过封锁线时，腰部突然中弹，伤势十分严重。这时，部队急于西进，后面又有敌人尾追，不能把林营长送往山林医院。方永乐政委当机立断，指示战士将林维先送到附近老百姓家养伤。他对林营长说:“维先，你的伤重，我们考虑把你留下就地养伤。”林营长表示服从决定。于是林营长被送到附近山区一个姓王的独户人家里。由于山下附近有一个敌人据点，敌人经常上山搜查。王大哥为了安全，天天一早就把林营长背上山，放在山洞里和山沟里的树林中隐藏起来。天黑后，再背下山，住到家里。开始几天，林营长伤势较重，发着高烧，王大哥就一连几天守在林营长身边，亲自喂汤喂水。他还用盐水给伤员冲洗伤口，用红军留下的药和白布给伤员包扎。王大哥家养着几只鸡，自从伤员住到他家，他就把鸡下的蛋留了起来，自己孩子都不舍得给吃，全都煮给伤员吃了。二十多天后，林维先的伤势已经基本好转了。为了感谢王老乡夫妻俩，林营长决定送给老乡十元钱，但王大哥说什么都不收。这充分说明了红二十八军与老百姓之间建立了鱼水情深的关系。
